如果说这种税收制度是致力于提高公共储蓄和私人储蓄的水平(与此同时，该制度也就产生了能被动员起来进行生产投资和再分配性开支的资源)，那么当关于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的改革在重新组织储蓄对生产的关系时，就会为确保充足的储蓄水平(对社会需求和家庭需求都是充足的)提供机会。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和这些可能性，我们最好能够从养老金的固定缴款制度和固定受益制度之间那种常见的、貌似彻底的差异入手分析。
固定受益制度仍然是世界上政府养老计划的主要制度，它强制执行工人们和雇主们的养老金缴款计划。尽管该缴款所带来的养老金可能会考虑这一投入，但是在工人们或其雇主们所缴的与最终工人们所得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该制度就涉及到了再分配。然而，由于上述同样的原因，该制度产生了无法兑现的危险，比集体已经存储的钱数更多的数目可能被政府承诺并确定为一种社会权利。 养老金的固定缴款制度给予工人们的是工人们与其雇主们在每个工人的养老金账户中所输入的金额。因此，有利于由私人管理这些养老金帐户的情形就会增加。以与新自由主义紧密联系的若干观念为主导的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希望支持养老金的固定缴款制度，希望用财政优惠去支持这项制度。这场运动希望用政府养老金的再分配计划作为一个将运气最差者和最不节俭者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补充设置。 然而这样一种制度有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该制度尽管可能支持私人储蓄的高水平，但不能要求私人储蓄达到高水平。而政府提高和组织私人储蓄的努力则会创造出机会建立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如在下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又能使社会储蓄成为生产投资的过程变得容易。第二个缺陷是：该制度通过将穷人的养老金权利与普通人的养老金待遇相区分，从而更容易将穷人交由命运安排。更为通常的是，该制度不能充分利用固定受益制度的富有想象力的模糊性(imaginative ambiguity)。这些固定受益制度有混合的特质，它们兼有储蓄契约和保险契约的特质，从而有助于个人在一生中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提供生计。作为对社会继承的部分认同，这些制度确保每个人具有关于基本经济保障和基本经济机会的集体遗产。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的普遍化消除了这种模糊性而倾向于储蓄契约观念。然而，如果把养老金计划当作对这一观念--更普遍地执着于使每个人从社会中继承而不是允许一些人从其父母那继承--的一种不完整的表达，它也可能消除此模糊性而倾向于社会继承。社会捐赠账户这一手段，当其重要性在这一渐进的备选方案的后期的更为激进的发展中凸显以后，会使那种改革后的养老金制度所期盼的社会继承原则在范围上普遍化。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把所有的政府和私人养老金计划或者社会保险计划统一起来。那么中等收入的养老金储蓄者及其雇主把其资金存人了银行，既没获益也没减损。然而，低收人工人们的社会保险帐户中钱数增加了，该增量是从高工资储蓄者积聚的存储中获得的。
源于上述这三个种类的部分资金成为了社会投资基金，该基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独立经营的地位。这些基金被批准用于政府风险资本的运作，以及用于以多样化的标准技术处理风险增加问题。我们会设计出关于这些基金的各种安排，以把这些基金从短期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使其比现存安排更加充分地激活储蓄的生产潜能。但是，我们仍然期望这些基金会获益，仍然期望这些基金的使用符合成功的各项标准，这些标准既是由被保险人(可以决定不受这些标准的约束)也是由各个政府(确立和规制这些标准)强制实施的。 除非存在着将储蓄转换成生产投资的制度性措施，否则维持高水平的公共和私人储蓄既是无用的也是危险的。如果我们在没有前者的情形下就实现后者，那么我们就冒着制造凯恩斯模式的经济衰退的风险。为了激活未被充分使用的投资潜能而发展上述制度性措施的尝试很快就与新自由主义的早期备选方案的另一个界定性关注点纠缠在一起。此界定性关注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各种非集权化、实验性合作形式的发展。 储蓄和生产。高水平的储蓄对一个渐进的备选方案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下的情形中，对相对富裕的经济体而言，高储蓄意味着储蓄占GDP的约15％以上，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占30％以上。这样一种高水平的储蓄可能容易被浪费掉。更为通常的是，它可能被用来资助生产量的一次性提高而不是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然而，仍然难以明白的是，一种实际的备选方案如何可能不需要这样一种高额储蓄。低储蓄意味着会依赖外国资金。这种依赖--经验已经表明--会遭遇许多对民主和繁荣都具危险的情形。因此，这种真实的、选择性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占据着统治地位，与对资本流入的依赖(该资本流入维系着经常帐户赤字和货币汇率基准)经常形影相随。这样的依赖就产生了以真正的高利率来回报外国资本的需求，而这种高利率又抑制了国内增长，恶化了公共财政形势。 但是，一个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越少，外国资本就越可能有用。当必须为即时的资金(jmmediate funds)支付高昂的报酬时，结果就通常是给国库增加极大的负担；政府通过服务于公共债务，成为高利率的第一个受害者。由于生产投资受到了遏制，不能依赖于未分配利润的那些企业遭到了破坏，所以经济增长形势可能会遭受长期的损害。
同时，这为针对货币的投机性挤兑做好了准备。作为一场财政混乱而开始的东西以对现实经济的挫折而告终：经济行为和实际收入的水平开始下降。相比之下，当对外国资本的渴求保持缓和状态时，外国投资的有利影响更容易盛行而且其损害也被控制了。于是，对生产潜能的长期投资就更可能支配短期的问接投资。 当然，如果资本在世界上自由流动，而不是绝大部分资本持续保存在国内，那么上述那些由于依赖外国资本而引发的悖论的、反复无常的影响得以奏效的可能性就要小些。然而，在20世纪末，资本的全球性在某些方面依然要小于其在19世纪末时的情况。真正跨越国界流通的资本只占相对小的份额，这些资本发挥的作用却与其份额完全不相称。 国家储蓄水平的提高不仅是一种需求，也是一个机会。那些支撑储蓄水平提高的设置中的一部分会创造一个更大的、改革那些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背景。因而在我们为储蓄增长提供一些资源时，我们也就为民主确立了这些安排中的一部分。
此外，仅提高储蓄水平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加强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联系。首先，储蓄与投资并不相同，储蓄只是经济手段，投资则是经济目的。储蓄不会自动变成投资，而且如果它不能用来投资，它就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各种投资机会有助于决定储蓄水平。为投资准备的储蓄与生产投资之间存在着互利关系，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传统的市场经济形式的一个缺陷是它所确立的储蓄与生产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一现在，经济分析的主导形式使得传统的市场经济形式难以确立这种联系，难以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把这种联系设想得紧密或松散。当资源能够由市场进行分配时，根据这种分析，传统的市场经济形式就会将资源引向最具生产陛的用处。当资源的市场分配不起作用时，依据同样的分析，我们就必须要么解除约束了传统市场经济形式的那些限制，要么为了这些限制的社会效用而自愿接受这些限制。
上述推理的重要前提就是(在传统经济学里更多的内容中也一样)：毫无根据地把市场经济的抽象观念等同于特殊的、偶然的某一套市场安排。这种等同的一个结果就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的各种可替代形式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的各种差异包括组织储蓄与生产之间关系的不同方式，这是这些差异的多个特征之一。因此，在标准的视角下是希望作为定义性事物放弃的东西在更谨慎的考察下，就成为了一个事实性问题。我们必须把现实经济中未解决的各种困惑和受压制的各种可能性从会轻视它们、压制它们的观点中开放出来。
摘自：[美]昂格尔著《被实现的民主：渐进性备选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