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变得单纯一些

闲时，我有时会看看家里保存的一些上辈人留下来的旧东西，如老照片、旧报、随记什么的，挺有意思。前些日子翻到一篇保留的剪报，报纸已经发黄，是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标题为《湖北春光社发出高产大“卫星”--早稻亩产突破万斤》，时间是1958年8月30日。这可不是一篇“八卦”搞笑的文章，该文发表在党报《人民日报》上，文章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在验收的时候，中共应城县委特别派了代表前来给春光社祝贺。”还特别指明验收组由二十多人组成，主要验收人员均有名有姓，以说明验收的真卖生。我当过“知青”，而且是在南方当过知青，种过两年水稻，“品尝”过插秧、薅秧、割稻的“味道”，当然知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水稻高产最多也不过千把斤。即使现在通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最先进的超级水稻杂交技术，小面积水稻产量就是八九百公斤。放到现在，谁要是说亩产万斤，一定会认为系痴人说梦，但回到那个时代，这样“卫星”不断地升空，却没有人敢说这是谎言，即使心里明白。保留旧物旨在于此物有某种纪念意义，这篇文章之所以被家人剪下来并保存至今，就在于该报道与前辈有些故事。老人家当时还年轻，在某地做县领导，主管农业，听说湖北有万斤高产田，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打心里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在当时任何“人间奇迹都可能发生”。于是赶紧去湖北参观考察，由于对农业并不陌生，一看方知系“美丽”的谎言。所谓亩产万斤，不过是将其他田里即将成熟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在一块而已，万斤高产是“堆”出来的。老人家此时年轻、单纯、率直，没有“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是说了声“这是假的”。没想此话后果严重了，说是思想有问题，路线有问题，立场有问题，党性有问题，阶级觉悟亦有问题，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差点被开除了党籍。由于此事给人“教训”深刻，所以这篇文章便被保留下来了(保留这篇文章在“文革”中也是要冒风险的)，并留有说明，说明中写明了此事的经过和被处理的过程。从屯、理学上分析，其实—个人从本性上讲是不愿意说谎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说谎将导致心理上的压迫，而且会导致血压升高等生理的变化。说假话时脸有时会红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测谎技术就是依据这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原理进行的。尼采说：因为撒谎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因为毕竟说谎是一种凭空“创造”而“说真话让人舒服”。但为什么人还是要说假话呢?这涉及言说的利益问题。从经济行为学的角度讲，一般情形下，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人总要追求行为的效益最大化。在说真话对自己没有损害时，相信一般人是愿意说真话的，因为说真话毕竟没有心理和生理上的压迫，人是自然的。相反，尽管有心理上的压迫，但如果这种心理上的压迫能够换来更大的利益或好处或者能够避免损害时，说谎就是有可能的，不自然也要为之。 人不可能一辈子总说真话，为了调和人际关系，人需要说一些谎言。经济行为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恭维话时，对方也一定会给予回报，同样回敬一番恭维的话。恭维话，只要不过于夸张，都是一种很好的“精神按摩”。为了求得令人宽松和愉快的人际环境，人们通常认为适度的谎言是必要的。对于女性，只要不丑，都可以称为“美女”，年龄大不要紧，加上“资深”二字就可以了，形象太“失真”也不要紧，可以强调一下有“气质”或“心灵美”。如果觉得实在不配，又不愿意恭维，你有权保持沉默。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在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中就有一条：“对人不谈褒贬。”先生晚年亦坚持如是说，想必已有他人和自己的历史为据。是否说谎或经常性说谎，与言说者的心理和道德认知有关。尽管说谎会有心理压力，但如果言说者认为是“美丽的谎言”，则由于动机、目的的善，而缓解了说谎的心理压力。其实，在人们的传统道德教育上始终是褒奖说真话，而贬低言假话的，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东方的儒家文化。但由于特定的语境会在具体的场合修正这种道德认知，使得人们也会因为谎言的“美丽”而说谎。在上世纪50年代，如果就放“卫星”，说真话，就会被指责“至少严重地挫伤人民不断高涨的革命积极陛”。尤其是谎言如果能够“调动”人民广泛的积极性、推动革命的发展时，这样的谎言就成了“美丽”的谎言，从而解除了言说者的道德约束。一旦有了特定环境下道德认知的修正时，说谎的心理压迫就小多了，甚至没有了任何心理压迫，在具备一定的“创作”能力且又有一定利益或压力时，谎言便容易脱口而出。因此，哲学家康德坚持认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诚实的，基于善意的谎言仍然是不道德的，不言谎作为一条道德规则，绝不能有例外。康德曾经假设过：在一个想要谋杀你的朋友的杀人犯向你询问“你的朋友是否在家”的时候，你也要按照你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回答，不能撒谎。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的谎言能起到挽救你的朋友生命的作用。假如你对杀人犯如实回答说“朋友在家”，而这时你的朋友可能已经出门了，但你并不知道，杀人犯因为找不到他，犯罪结果就不会发生了；如果出于好意撒谎说“朋友不在家”，可是杀人犯却在路上遇到了他并杀了他。这样，就有充分的理由把你作为朋友死亡的肇事者追究其责任，因为你说真话，结果可能相反。康德把诚实作为一种道德义务来看待，是一项基本的规则，因而不允许有例外的隋形，认为只要允许有极小的例外，这条规则就会不可靠，对任何情形都可能不被适用。康德的言说的确有道理，因为我们往往很难判断什么是“美丽”的谎言，什么是“不美丽”的谎言。应当承认谎言确有柔和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环境的功效，虽然违背了康德所说的道德，但尚属情有可原，问题是对于大是大非的问题，却绝来不得半点谎言，必须“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是行大事的原则，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道理。但尽管如此，基于外部的压力，言真的代价，为了自己生存的“重大”利益，人们还是不得不说谎，在这种隋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说谎是符合道德的呢?在安徒生著名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中，为什么大人们不敢说破“皇帝的新衣”，而小孩却能道出其真相?其原因在于小孩的单纯，不知利害，如果知道了说破真相的后果，想必也不敢指明皇帝的赤身裸体。上世纪50年代全国大放高产“卫星”时，没有几个人敢道破这件“皇帝新衣”的，说真话的后果是严重的，各种“帽子”已经备好，这些‘砷冒子”既可能是旧的，也可能是新的。那时有说真话的，但结果是极其悲渗的。人们从说真话与假话的后果中可以很容易作出比较，说假话也可能会对言说者个人招致不利后果，但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告诉我们，说假话虽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社会后果，但却因为动机是好的，就不会被追究责任，甚至往往得到奖励，不断高升，即使最严重的说谎者--河南信阳的地方领导人在“自然灾害”的时期也只是被判几年刑，而且早早就放出来，相反，说真话的人，不知有多少人成了“右派”，有的人还因为说真话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说到此，就想起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就是一个“竹筒与水晶”的性格，为人秉直、方正，做人就像小说人物克利斯朵夫那样。在那个年代，有人认为翻译家“政治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好朋友主动为其写好了检查，说明只要签字便可过关，但遭到傅雷先生的拒绝，他不愿意说假话，但结果自然也是悲惨的。 因此，要做到“求真务实”，让人们在重大问题上说真话，而不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才能为之，就必须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使人们不会担心说真话会来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不会遭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我们应当让人们还是尽可能“单纯”一些，少一些“政治家”的复杂。
摘自：张士宝主编《法学家茶座(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