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刑法视野下的中国死刑问题
我国的死刑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
任意到法制、从执行方式的繁杂到简单的历程，体现出社会的沧桑变迁，体现
出人性的解放，体现出文明和进步。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性的刑法观念
并没有停顿它前行的步伐，所谓“权利刑法”的理念正在大行其道。如果把中
国的死刑置诸权利刑法的视野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一、关于权利刑法的诠释
权利是什么?学者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有道德资格论、自由
论、利益论、意志论、法律力量论，等等。我国学者夏勇认为：“权利的本质是
由多方面的属性构成的，如利益、主张、资格、权威和能力、自由，五个要素必
不可少。” 总之，权利的概念有丰富的内容，可以从上述任何一个要素去解
释或理解。不过，不管哪一种概念，都是由法律规定所体现，都反映出法律的
价值趋向，反映出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保护。权利刑法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
名词，也不是一种新理论，只是从刑法与人权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刑
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
权利刑法是一种刑法观，将见证刑法从专注于社会保护到重视个体权利保
护的转变，体现的是刑事法治的一种人文关怀。权利刑法的出发点是尊重人、
关怀人，尊重人的人格，尊重人权，广泛关注各阶层的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的
权利；重视人的各项权利，特别是人的生命权；不管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
将保护人权放在第一位。权利刑法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刑法应是一部权利宪章，既是守法公民的权利宪章，也是犯罪
人的权利宪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社会性的基础，人的需要直接源于人的
自然本性，法是为权利而产生的，因为只有权利才更符合人的需要。犯罪是
严重侵犯或威胁公民权利的行为，关系到善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格
权、劳动权、教育权、隐私权、自由权、环境权、文化权、财产权、公平交易权、政
治权、正当竞争权、知情权、受扶助的权利等，刑罚则关系到罪犯的生命权、自
由权、财产权、政治权利等，与人关系最为紧要，所以，权利观对刑法理论和刑
法实践都会提出较高的要求，在出发点上必然要求刑法是一部权利宪章。
第二，权利刑法将保护公民权利放在第一位，这是由刑法的现代社会性
所决定的。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
同体，“根据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否分化，社会结构可以被区别为一元化结
构和二元化结构。在一元化社会结构中，刑法自然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整
体利益为己任，难以人权作为价值导向，难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擅自发动为
目标定位，也就是说这时的刑法是一种政治刑法。它最大限度地追求对犯罪
的打击和控制，以保证对社会秩序的维持”。①而“在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国
家权力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保障人权应当是国家权利存在的根据。同时，
公民权利的行使又受到法律的限制，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 笔者认为，上
述一元化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传统社会、专制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指的是
现代社会、民主社会，而现代社会中的人权观念又是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现代
民主的有力武器，也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在民主社会，公民权不仅制约
国家权力，而且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决定国家权力。刑罚权是公权，是国家权
力的一部分，权力来源于公民权，也决定于公民权，受其支配，为公民权服务。
国家行使刑罚权是代表全体公民行使，行使刑罚权的目的是维护公民权利，
为其创造一个安定、幸福、和谐的生活环境。
第三，权利刑法本质上就是民主刑法。权利刑法的基础和前提是市场经
济和民主政治。人类之所以选择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法
制，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有助于实现个体的自由和价值，如果没有个体的独立
自主，怎么可能有市场经济?怎么可能有民主政治?怎么可能有现代社会生
活?反过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又促进公民的独立、自由。因此，没有民主
政治和市场经济，就不可能产生以权利刑法观为指导的刑法。正由于此，一
方面，权利刑法排斥专制刑法，因为专制刑法将刑法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重
视刑法的威吓镇压功能，忽视刑法的保护、保障功能，这不符合权利刑法理
念。另一方面，权利刑法排斥精英刑法，由于精英刑法是由杰出的法律工作
者根据自己的经验、逻辑、良好愿望对刑法作出批判、修改和操控，精英刑法
缺乏深厚的社会底蕴，也不完全符合权利刑法的要求，刑法的发展、进步应由
普通民众来决定，而不应由法律精英来决定。
二、关于我国死刑的现实分析
第一，从立法上看，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是比较多的。我国刑法首
先重视的是社会本位，隐含着诸多的重刑主义的影子，期待用严刑峻法来实
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权利刑法告诉我们，刑法的首要使命是保护
公民人权，生命权是公民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其他权利的基础。在我国，国
家在习惯上一直有剥夺公民生命权的权力，公民的生命权在强大的国家机器
面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我们不得不提出如下质疑：国家剥夺公
民生命权的正当性在哪里?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权剥夺公民的生命权?
我想，社会契约论能回答第一个问题，国家是国民之群体，非有国民的集体同
意与授权，国家不享有剥夺公民生命权的权力。权利刑法可以回答第二个问
题，国家在经国民授权之后，唯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而非从维护统治
阶级的私利出发，只有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人权而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
以剥夺个别公民的生命权。
第二，从死刑的适用对象看，死刑多适用于农民，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
地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文化水平不高；以中青年为主，其他还有一部分人刚
满18周岁，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独生子女，有的是国家干
部。这些人犯罪，国家、社会和家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拿农民来说。
农民的经济地位低与我国长期的“剪刀差”政策和重工轻农、重城市抑乡村政
策关系甚大，农民的政治地位不高与我国长期重视经济建设、民主政治未充
分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大环境决定农民是社会的弱者，综合的社会因素是他
们实施犯罪的重要原因，在他们走向犯罪道路的时候，让他们为犯罪承担所
有责任公平吗?再拿学生来说，他们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前，一直在学校与家
庭之间，缺乏社会经验，人生观和社会观很不成熟，他们犯罪与社会、家庭教
育监督不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再如独生子女，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
策，千万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子女，如果判处死刑，必将带来诸如养老等严重的
社会问题。
第三，从死刑判决的形成看，我国一个死刑案件的判决除受立法因素影
响外，还受诸多司法因素的影响。首先，司法行政化决定我国的刑事审判往
往受到行政命令的制约，特别是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一般是由未参加刑事
审判的审判委员会作出最终的判决，这种审判不符合直接、言词原则；往往是
由职业法官裁决，通常并不充分听取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的意见，还常
常受到其他党政机关领导人员的干涉。其次，我国有几千年的伦理文化、集
权文化，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强弱分明的群体与个人的分
化，强弱鲜明地由关系、金钱、权力、身份等体现出来，反映到刑事审判中，判
决结果则会因被告方、被害方的强弱对比的差异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民的权利在综合性、系统性等方面仍显不足。死刑历来是作为打击“反社会
主义的敌对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而用”，历来具有阶级统治和
维护民权的双重功能，但在历史上，由于过分强调死刑的阶级统治功能，留下
了许多惨痛的教训。我国公民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常处于从属、被动、弱者的
地位，公民权在与国家权的对抗中，易受到损害。为矫枉趋正，也为实现刑法
的现代化、科学化，我国死刑的定位必须是把维护人权放在第一位，把阶级统
治放在第二位。
(二)死刑的适用：滥用或科学合理
为维护统治工具的死刑必然会被滥用，而维护人权的死刑则会追求死刑
适用的科学合理。现代人的独立自主，现代民主制度和权利刑法要求，在死
刑暂未废除的情况下，必须科学、合理地适用死刑。刑罚具有人文社会科学
的内容，刑罚的终极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幸福，死刑适用的科学合理就是死刑
的适用要符合人性，符合民主原则。为此，应探讨确立死刑适用的最低标准：
第一，不因财产犯罪而剥夺公民的生命权。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身权，高于
其他人身权，也高于任何形式的财产权，因为任何财产理由而剥夺公民的生
命都是蔑视人性而令人无法容忍的。第二，无“非法剥夺公民生命的情况”不
得适用死刑。从权利的对等的角度来讲，生命权是人权中最高层次的权利，
其他权利都从属于生命权，都低于生命权，因此，无“非法剥夺公民生命的情
况”而剥夺公民的生命是不公正的。第三，只有“无人性”的犯罪才可判处死
刑。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能适用于“罪大恶
极”的罪犯。下列案件一般不应适用死刑：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有责任的；突
发性的间接故意犯罪；犯罪后自首的；日常饮酒后的犯罪，饮酒是人们日常生
活的重要内容，酒后人的控制能力有所减弱，我们应将酒后犯罪与其他犯罪
区别开来。第四，必须经过民主公正的程序才能适用死刑。在行政化的审判
方式下，审判难免受到少数领导意志的支配，受到权力的左右，国家强权在审
判结果中总有充分的反映，普通公民的意志却难有充分体现。因此，应取消
行政化审判方式，建立以普通公民为主的“货真价实”的陪审团，并由陪审团
来裁决是否适用死刑。由此，陪审团作出的裁决不仅能充分体现民意，而且
能排除国家强权对审判的干涉，有助于保证死刑适用的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