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和当代社会－－《变动中的民主》书评 ——
华南理工大学02级行政管理系陈燕波 2003-6-15 11:46:13
民主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具有阶级性，是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在承认公民政治拥有平等的权力时，并从制度上规定了这种平等的权力能够得到实现。因此，民主是一种保障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国家形式。这是中国的政治教科书对政治下的定义，很有些马克思的味道。而对于真正的民主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对民主的看法，似乎更有一些实际的味道，比较后精确的味道。看《变动中的民主》，似乎颇有一些启发。
现今市面上热闹的词语，诸如“民主国家”、“世界公民”、“地球村”等，让我们感到，这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正在朝向自由民主化发展，民主概念逐渐地国际化，甚至“民主被看成是广义和平与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确实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民主是按个人和集体愿望，表达利益要求的，培育市民和社会的根本手段。在全球性的媒体通讯方式的推动下，透明度，责任和业绩成了一切权威，合法性和“良治”的衡量标准，而民主正好在效率、代表和合法性三者间找一个平衡点。民主性质的多样化，起的作用却大致相当。
正是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科技环境迅速变迁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已建立的民主国家，还是正在转型的社会，民主正在受到广泛的拥护和期待，而民主本身的定义或是其发展模式正在日益受到其时代的影响。于是作者们谓之曰“变动中的民主”。原意是伴随着民主政治阵营的扩大，出现了许多破坏民主机制的新因素的影响。首先，普选权削弱了特权精英参与民主政治的动机。由于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跨国公司的想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表达不满的动机减少了。其次，党派的分野、施政纲领的差异正在缩小，此外还有腐败的存在，都使得党派竞争意义不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成纯粹的争吵，或者根本无关紧要。
第二步，菲利普、奥菲、斯特潘等对民主的标准下了他们的定义。
民主是在一定的社会构架下建立和健全的,它是一种把公共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的机制。没有公民方面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民主政治和民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公民身份、社会需要和人类天性的不同看法，这些看法是各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量的产物。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史展示了多种政治模式，如直接民主、意当人民民主和自由代议制民主四种。在后冷战世界的民主争论中，社会民主与人民民主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自由民主制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率、最公平的组织原则。
然而由于各政党正在选择新的组合和领导人，传统民主国家在选举方面近来经历的变更，已有的民主制度和政党体制遭到了无数的质疑和挑战，在体制内部，既得利益的制度化到各种缠绕不清的官僚机构，又妨碍了政策的有效实施。
巩固民主，势在必行。
民主的巩固不单单指的巩固民主制，更指的是巩固民主本身。要谈得上民主的巩固，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中有国家的存在，由自由的选举权，合法的对暴力的垄断，依法治的原则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举行了自由、竞争的选举，以一种范围广泛的选民资格为基础，并使民主不断转型，到达终点，才可以考虑民主的巩固；除非统治者以民主的方式治理，否则这一政体决不能称作民主政体。总归是一句话，只有民主的政体才称得上可以巩固的民主。接下来“巩固的民主”，在民主的转型结束之后，仍会有许多的未完成的任务、学要培养的态度和习惯，因此又要巩固这些。“我们更倾向于一种更为狭窄、但却依然能够把各种行为的、态度的和宪法的维度都涵盖在内的定义。”
在具体的行为上，某一地域的民主政体，当其中的重要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或制度的行动这不再动用重要的资源，使用创建非民主政体或分裂国家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它就得到了巩固。态度上，当公共意见的多数即使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县政府怀有深深的不满，也仍相信民主程序和制度是管理集体生活最适宜的方法的时候，当反体制的方案几乎得不到支持、或者这种支持或多或少地被亲民势力所孤立的时候，民主政体就实现了巩固。宪法上，民主政体的巩固，发生在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的势力同样地服从于、并且习惯于在为新的民主过程所许可的、专门的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的时候。
这里作者提到了一个“法治国”(rechtsstaat)的概念：一个法律国家，或者说一个以法律统治的国家意味着政府和国家机器要服从法律，自由裁量权要有界定并要逐渐受到限制，公民可以求助法律来保护自己不受国家机关元的侵害。一个法律国家对于民主的巩固尤为重要，它是最持续的方式。事实上，国家的全部机构越是按照法治国家的原则运行，民主的品质就越高，社会越健康。法制是一个国家管理机构服从于一个法律、法庭、半自主的评论和控制机构、以及市民社会的规范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监督国家不合法的倾向，把各种需要透明和责任的机制并成一个互相连接的蛛网，嵌入其中。当然，巩固民主还有利用官僚机构，经济社会等方法。但最主要的是克服障碍。处理好“政治身份”的问题。
如上所暗示，民主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猪口孝、纽曼和基恩三位比较政治学家依据的国情分析了亚洲式的民主，以及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的政党代议制的特征和区别。
亚洲式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它良好的经济绩效。良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维护民主统治 的合法性。在环太平洋地区，这个观念带上了一种转义：它伴随着高度的社会约束，并严重地是倾向于牺牲个人的消费要求，照顾集体的福利。
依利普赛特的断言，民主的两个基本条件：合法性和“良治”，民主政府的基础应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并且能对经济及行政机构作有效的控制。把民主看成是一套程序，一个政权通过它而获得合法性。以这种定义，一个政权只要它进行自由选举，拥有多党体制，而且能够使选举在一种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它就会符合民主的最低标准。
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的政党代议制，侧重在政党。政党是集中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形成统一的政纲的工具，而后者则成为政党通过本国规定的选举过程，掌握并运用权力的基础。真正重要的是政党领袖或政党组织的利益，即一心要利用选举过程来夺取权力。如果希望一个民主的制度下的政府运作良好，就应该使选民能够洞悉郑重赤裸裸的权力角逐，并以此来督责政客。
政府则基本上是由议会选举的成员构成，有竞争性政党来组织，其中享有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政党联盟）自动地拥有组阁权。政府由首相（总理）领导，首相任命大臣，大沉重的绝大多数具体负责国家的某个制度。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区别在于：澳大利亚的两个党派中政治保守派永久地分裂成两个党；代表两个主要阵营的选民群体虽按阶级分，但始终存在着交叉，“胜者得全”的原则远不及在英国的那样的有力。日本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出于历史文化的不同。这是一种被称为“威斯敏斯特”式政府的逐渐日本化的结构。自50年代，日本实行的是“一党独大”的制度。党内的竞争是十分的激烈的，“多成员选区”（multi-member constituencies)的制度也倾向于鼓励大党里“领袖---追随者”紧密结合的派系斗争，并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决策功能脱离于权力最大化功能和金钱分配功能。日本政党有两大的经常性批评，一是政党在各政策上根本无法区分引起的；另一个是它的政治体制约束了强有力的领导，这也导致了在日，“胜者得全”与“制衡”或“一支统一”的原则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另外，议会的许多事物在委员会中完成，议会全体会议基本上有名无实。
那么到底民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普遍性的还是地域性的概念？显然斯托克温赞成后者实现的一种观念。“三国之间的共同点是在践行各自的政治使命上的解决办法而已。”更多的时候，政党代议制是适应于具体问题的具体措施。
接下来谈到的是影响民主的各种力量，随着民主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常提到民主化进程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日新的话题.拉尔福达伦多夫有这样的一段话：“一个国家用六个月的时间的可以创造出政治民主，六年的时间的可以创造出市场经济，而……东欧出现真正的市民社会需要六十年。”民主不像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也不是一套有关价值、手段、目标和社会行动的结果的政治观念。它描述的是一种特别的政府体制，以及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配方式。事实上，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偏好而使用民主的概念，并加上某些限制条件。自由民主制是用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公民的自由，确保代议制，通过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政治上的职务。现在，人们越来越把民主化看成是一个国际的或是全球的进程，他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变化，尤其是和人类权利所具有的全球性的和普遍的特征，有密切的关系。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可以为转型中的后共产主义的国家提供一些非常切合的原则和教训。
在市场体制、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它具有界定明确而透明的财产权、经济权力得到公平而广泛的分布、可以自由的进入合退出，以及一种无歧视的经济竞争体制。在它出现之前，要建立自由民主制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二者是民主并非市场经济所必须，但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它也是必不可少的。经验证明，权威政体常常更能抵挡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民众压力，以执行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它别是在社会变革中，它们显得更果断，当然在政治和社会的支付代价是很大的。
民主进程如果要一以贯之，避免可能导致非民主的统一凡是的局面，它需要很多的条件。如素质极高的人士，借助选举进入议会，尤其是进入国民政府；有限的统一范围；具有连贯性，受过培训技术上胜任的职业化的官僚机构；公开的、协商的统治体制；一定的公正、参与和福利的公平分配的民主制的维持等。
市民社会的演进对于民主制的发展和维持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市民社会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它的组成成分自愿地在一种受到合法限定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从事公共活动，以实现个人、群体或国家的利益。市民社会的发展不能脱离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它的发展，必须和民主化的过程、制度及法律规范的发展、以及社会行动着寻求实现自己利益、价值和身份的方式结合起来。
伊来休卡茨在书中特别用一章的文字描述了大众传媒和参与式民主的关系，可见媒体的功能。
总所周知，在国外有一种谈话类节目，十分的受到大众的欢迎。“谈话”的政治功能在于“过滤”观点，即不断的精炼个人观点，使之显得更为“深思熟虑”，并在不知不觉中结合一特定主题产生一到两个全国性的观点。然后，这种深思熟虑的观点再一次被新闻报纸加以报道，随之成为个人行动的基准。
由此我想到了，台湾的李敖在一个台湾的娱乐节目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言论自由？人人都有言论，但所谓自由，就需要条件，如果没有今天的机会，给我站在这里说，我就只有言论，没有自由。”台湾的媒体是很自由的，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媒体在民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媒体可以服务于民主，也可以损害民主，其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古代的参与式民主是这样的形象：媒体传递了社会中心与社会边缘发生的事情，给咖啡屋提供了讨论的主题，激活了政治谈话，从而磨练出成熟的意见。通过反映各种意见的分布，媒体以公民的名义对已有的制度施加影响和控制。“这意味着，参与式民主至少需要具备这样的市民阶层，他们不仅广识博闻，消息灵通，而且意见不一，相互作用。”而在现在的人民的素质参差不齐的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大众传媒是否损害了其自身功能，或是在完成其功能的过程中，它及它们的控制者，随时有颠覆他们原来想为之服务的制度体系的可能----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最后学者们思考的是历来的民主思想及其运用的情况，这关系到的是理论和实际的联系问题和怎样构建一种有系统性的民主制度的重大问题。在这里，可立刻对民主进行了冷静地思考，基肯则提出了一种费城模式，而同时阿尔的联合国的民主也耐人沉思。
费城模式，即一种已创立的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的，并对他们负责的共和政府两级联邦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立的“复合式共和国”（compound republiuc),强调需要一部以全体公民同意为基础的成文宪法。它指明了授予公民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种种权利，包括新闻自由，投票权，甚至是以及持有武器的权利----当然这是极端的说法。费城人大胆地抛弃了古典共和理论中的假说，把人民看成是所有政治权威背后的统一的源泉。在国家和联邦的权利方面，他们坚持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他们坚定地认为，把两级政府的权力作出划分，加以明确的限制，这样选举出来的新联邦就可以克服民选代表的傲慢，保证统治者不会居于法律之上，违反公民的权力，扼杀共和国的公共精神。
公共美德和公共精神是费城模式中的两个关键词。作为对公民道德和精神层面上要求。体现了民主的潜在要求。
对于结构复杂，抱负远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同样有着并提倡着一种民主。而它的民主不免有些理想化的味道，阿 尔 在书中说“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它就被四大伪善主宰着”。这四大主宰，分别是西方民主国家背后的、苏联领导下的东欧国家的，来自第三世界政府的因素，“而第四中伪善又把我们带回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民主制上声音最大，态度最坚决，但同样是他们，又不断地纵容国际上的非法行为。
联合国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在家门口外面，举止并不一定符合民主的要求，而极权国家在国土外面也未见得都是极权国家。话怎么说呢？如美国和以色列，国内制度非常的民主，却曾经入侵过像越南，巴拿马，叙利亚这样的民主程度远不及它的国家，相反，在向苏联那样的集权国家，有些场合，----我想也仅限于有些场合而已，“苏联倒是站在民主的一边……比许多的西方民主国家要一贯的多”。
依此，在民主逐渐成为强大的国际思潮的年代，就务必对联合国的民主进行改革，确保其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平的议程》、《发展的议程》、《民主化的议程》三部部具有前瞻性的著作，是曾经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撰写的，在理论上推动国际义务和正义方面无疑有里程碑的作用。作为学者，阿尔当然意识到利益和权力平衡才是国际政治的动力，因此他相信，“现今的时代正好是一个冷战的结构已被遗弃，但国际体系的整个状况以及他的结构依然村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时候，必须让人类智力的设计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国内的民主，国与国之间的民主以及全球问题的民主管理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界定民主。”
文章的结尾，我想到以前对民主的肤浅的认识，充满着理想与过分崇敬的情感，正如下面的一段话，读时欣喜，想时不免要回味一番，检讨一番。这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柏利克演说的----在《变动中的民主》中同样被引为“思想源泉”的文章：
“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当需要解决和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当需要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担起公共责任之职时，关键要考虑到的不是他是否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是他本人的实际能力。……正如我们的生活是自由的、开放的，我们彼此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还是自由的、开放的。……但在公共事务上，我们遵守法律，因为法律是保持由我们深切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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