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与实务》书评 ——
陈光中序，李伟迪提供 2003-6-13 8:38:19
陈光中先生为《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与实务》一书所作序言：亲属与官员勾结共同受贿，古已有之，但是，把亲属与官员共同受贿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据我所知，本书是第一次尝试。
近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廉政建设常抓不懈，既打老虎也拍苍蝇，战果累累，但不可否认的是，反腐斗争还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受贿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并且没有消减的迹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敢于顶风作案、贪心不死？并且检察机关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请托人向检察机关坦白了自己的行贿罪，在国家工作人员亲属那儿也缴获了贿赂赃物，请托人也从国家工作人员所在单位谋取了利益，但是，无法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明知，最后无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也许那些“高智商”的受贿犯罪分子，正是瞅准了这一法律的漏洞，“分工”受贿，由亲属“负责”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为请托人办事，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声称自己不知道亲属收受了请托人的贿赂，亲属也“证明”说，自己没有将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告知国家工作人员。近年侦破的受贿大案，几乎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所为；而这些案件的侦破，大都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而发案，攻心战术取证据；但如果遇到“强硬”的对手，坚决不承认自己的受贿故意，检察机关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其他渎职罪名起诉，或者只好撤销案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说：“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得到宽恕，或者刑法不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反贿的法律会异化成受贿的诱饵，在这种法律框架内，制裁和预防受贿犯罪，难以明显奏效，是很自然的事。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作者借鉴中国古代的受贿推定和世界上的相关立法，提出以下主张：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国家工作人员亲属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以及谋取利益的行为与收受财物的行为的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明，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有共同受贿故意，犯罪嫌疑人如果要推翻推定，必须承担共同受贿故意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作者不仅从理论上详细论证了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规则，而且从亲缘关系的特殊性、亲属共同受贿证据的特殊性、国家工作人员权力义务的特殊性角度，论证了亲属共同受贿故意推定的理论基础。
亲属共同受贿故意推定是反贿法律的重大创新，不仅如此，对一些传统理论，作者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推翻推定的标准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被推定人如果不能确定无疑地或者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自己的主张，推定就发生终局效力。作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主张把推翻推定的标准修改为明显优势标准，即反驳证据只要使推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法庭就应认定推定不成立，反驳有效。在认定推定最终成立的标准上，作者主张，检察机关虽然以明显优势标准即推定标准起诉，但是有罪的公诉意见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必须贯彻疑罪从无原则。这样既让被告人承担了一定的举证责任，化解检察机关的难题，也平衡了控辩双方的败诉风险，防止因被告人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而出现错案。
本书作者的亲缘眼光，使本书得以独树一帜，《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和《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均提出了“拒绝作证权”，规定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员可以拒绝作证，如妻子可以拒绝作出不利丈夫的证词，父亲可以拒绝作出不利儿子的证词，这是基于亲缘关系的特殊性，但亲属作证豁免权与推定证明如何结合，这值得学界研究。
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英国、新加坡等国受贿推定的司法实践的材料涉及不多；论及亲属共同受贿故意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对立统一关系，有这个思路是好的，但论证粗糙了些，某些观点是否科学合理，也有待学术界和司法界的共同探讨。
陈光中
2003年3月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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