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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察百年》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苏亦工 2007-1-1 11:26:00

我感到非常欣慰和兴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苏亦工

中国举办警察,如果从1898(清光绪二十四)年,亦即戊戌变法那一年,湖南长沙开设保卫局算起,也不过百年出头。
中国最初创办警察是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是为了延续摇摇欲坠的满清政权,并非出于认识升华或道德觉醒的自主行动。即便是在进入所谓的“共和”以后,由于政府依然把持在某些特定人群手中,因此从那种政府的角度看,警察存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维护整个国家的、全民族的、或社会大众的利益。尽管并不排除其间有众多志士仁人试图赋予新式警察以近代或现代意义的努力,然而那些努力大都归于失败。正是由于这种先天不足,中国近代警察的建设和发展始终未能真正摆脱传统的治安管理模式。警察仍然是某种特定政治力量或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听差,而警察抽象的、一般的社会使命和职能长期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发挥。这可以说中国近代警政建设的一大悲剧。
北京建城始于商代后期,距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作为全国首都也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历史名城。作为元、明、清三代帝制王朝的都城,北京历来是传统治安体制捍卫的核心。1900年的庚子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清政府开始仿效西方的模式建立新式警察。其后虽然在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一度更名为北平,不再是全国的首都,但仍然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特大城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也以这里为中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繁蓬勃发展起来。因此,关注北京近百年来的警察史,也几乎就是在关注中国近现代首都警政建设的历史。抑或换言之,北京近百年的警察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近现代警察史的一个简要缩影。因此,本书作者选择北京警察作为探究的对象,描述其百年来的迁沿递嬗,其涉及范围之广、其意义之大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如前所述,中国举办警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然而中国的警察学术研究,特别是超出具体的实务和技术操作层面以外的警察理论和警察史的研究却一直非常薄弱。记得1987年我们着手研究中国近代警察史时,搜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只找到两本研究警察史的著作,一本是台湾学者王家俭先生写的题为《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的小册子,由于过于简略,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另一本是我们法学所法制史研究室同人集体编写的《中国警察制度简论》,这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虽然上起先秦、下至民国,但于各个具体时期的研究仍失于简而泛。这时我看到一本书目上著录有胡存忠编述的《中国警察史》一册,原为1944年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的讲义摘要,全国只有广州、上海和长春吉林大学图书馆有藏,于是我选择了距离较近的长春,专程前往探寻。待我几经周折,终于见到这部书时,不免大失所望。原来这不过是个15页的油印本,连小册子都够不上。当时我就对中国警察史的研究如此欠缺感到诧异不已。
后来我和韩延龙先生等同事经过六年多的工作,终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一书。后来又过了许多年,我们在此书基础上,经过修正错误、充实资料并调整体例,又出版了《中国近代警察史》上、下两册。该书的出版,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近代警察史研究领域青黄不接的局面,但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不足。首先,该书比较侧重机构设置和制度沿革的宏观线索,而于警察职能和警察勤务的动态景象缺乏足够的细节描述;其次,该书作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一部通史,比较关注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性的问题,而对警政建设的地区性差异只能点到为止;再次,该书是一部纯粹的学术性著作,大量征引原始资料并逐条注明出处,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可读性和知识普及性,在一般读者,包括普通公安干警读来可能会感到十分枯燥而难以卒读。
去年秋季,北京市公安局的穆玉敏警官邀我阅读《北京警察百年》一书的书稿。拜读大稿之后,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振奋。
最近几年,我虽然不再从事警察史的研究,但仍十分留意这个领域的最新进展,然而除了一些地方公安局编写的公安志有时约略涉及到一点警察史问题外,极少看到有专门性的研究文字。读到穆警官的大作,特别是看到她的著作写得如此深入细致,作为同道,真是钦佩不已。尤其是我们的著作中的一些成果能为穆著所吸收并为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也是令人倍感欣慰和兴奋的事情。
《北京警察百年》一书采用由远及近的叙事手法,从中国古代治安体制起笔,重点落在最近的一百年,特别是一九四九以后。该书围绕北京警察的建立、发展和演变,穿插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行文流畅、活泼,既富学术性,又有普及性,雅俗共赏。如果将此书与我们的《中国近代警察史》一书参照对读,恰可互为弥补、相得益彰。后者为经、前者为纬,后者为纲、前者为目。正是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振奋。
本书作者穆玉敏女士,长年工作在首都公安第一线,拥有丰富的警务实践经验;同时,她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所撰写的散文、小说、纪实文学发表在国内数十家报刊杂志上,大都反映了作者的亲身经历。目前作者供职于北京警察博物馆,醉心警察学术,每日工作虽极繁忙,业余时间仍笔耕不辍,积数年之功,终成此百万言大作。能不让我们这些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所谓学者感到汗颜吗?!
在此《北京警察百年》一书行将付梓之际,作者嘱我在书前缀言几笔。于我而言,这不独是极大的荣耀,也是同道之间的激励共勉。我衷心希望作者今后能在警察学术领域继续开拓,不断推出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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