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簃文存》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刘志 2006-12-13 14:40:13
《寄簃文存》是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清末法制改革的倡导者沈家本（1840-1913）的著作。沈家本，字子淳，别号寄簃，清代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光绪九年（1883年）考中进士，历任天津知府、山西按察使、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沈家本在刑部供职期间，就浏览了历代法典和刑狱档案，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学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工作。1902年清政府被迫变法修律，设立修订法律馆，派沈家本、伍廷芳充任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热心探索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他或亲往欧洲各国，或派人东渡日本，进行考察，了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历史和现状，积极引进资产阶级法律。在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期间，把《大清律例》删改成了《大清现行刑律》，并参考资本主义国家刑法，主持制订了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化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沈家本还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以及民律草案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近代化的法律。沈家本的著术十分丰富，著有《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22种、乙编13种，还编有《枕碧楼丛书》12种。这些著作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寄簃文存》是《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中的重要著作之一，共8卷96篇。具体包括：《卷一·奏议》12篇，《卷二·论》7篇，《卷三·说》8篇，《卷四·考》15篇，《卷五·笺》9篇，《卷六·序》21篇，《卷七·跋》13篇，《卷八·跋》15篇。
《寄簃文存》系统地表述了沈家本的法学思想。 沈家本认为，实行西方的法治主义，“举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新译法规大全序》），就能使国家强盛。他以日本为例，加以证明，指出：“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新译法规大全序》）
沈家本沿袭先秦法家的论述，阐释法的概念，他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新译法规大全序》）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与治国，“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旗人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实行发配折》）
沈家本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原则出发，针对旗人犯罪享有换刑、减罪等法律特权问题，提出汉人旗人“一体同科”的主张。他认为“法不一，则民志疑，……法一，则民志自清”。（《旗人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实行发配折》）他还力主废除买卖人口奴婢制度，提议：“无论满汉官员及军民人等，永禁买卖人口。如违，买者、卖者，均照违制律治罪。”（《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议》）
在谈到正确执法的重要性时，沈家本指出：“设使手操三尺，不知深切究明，而但取办于临时之检按。一案之误，动累数人；一例之差，贻害数世，岂不大可惧哉？”（《重刻唐律疏议序》）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正确执法呢？沈家本认为关键在于要有好的执法人。为此，他主张开展法律教育，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他认为律博士一职十分重要，不可缺少。“法律为专门之学，非俗吏之所能通晓，必有专门之人，斯其析理也精而密，其创制也公而见。”（《设律博士议》）
沈家本十分重视法理学的研究，对中国法理学不发达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法理学对于立法、执法和守法都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是则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法学通论讲议序》）。所以，每一个法，都要符合法理学的原则，“若设一律而未能尽合于法理，……则何贵乎有此法也”（《论故杀》）。对于古今以来，“法立而不守”的情况，沈家本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法学盛衰说》）。他痛切地描述了清代不重视法理学的现象，“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推重者，不过数人。国无专科，群相鄙弃”（《法学盛衰说》）。他严厉批判了纪文达编纂《四库全书》时轻视法律和法学的错误指导思
想，认为在这种法律虚无主义影响下，“天下趋向之所属，令创此论于上，下之人从风而靡。此法学之所以衰也”（《法学盛衰说》）。
对于中国法学盛衰的原因，沈家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根据自己渊博的法学知识和丰富的治法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法学盛衰说》）
《寄簃文存》集中反映了沈家本近代法律与法学思想，凝聚着其十分丰富的治法经验，尽管其中存在一些封建纲常礼教等糟粕，但仍不失为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珍贵学术遗产。
法学时评网（www.lawintime.com),20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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