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
研究所工作至今,除了2000年1月至12月在瑞士做博士后研究
和2010年9月至2011年1 1月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挂职任副检
察长之外,我从事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已经17年了。其间,参与
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以及中央政法委的大量文件起草工作。
把我领进检察学大门的是王桂五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检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不过,让我终
身感到遗憾的是,王桂五先生已于1995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
世,我没有机会向这位检察学创始人当面请教。尽管我尽力搜
寻到一些王先生的作品如《人民检察制度概论》等来拜读,仍
然不能消除我心中的一些疑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如果王先
生在世,这些疑惑或许会迎刃而解。毕竟长江东逝水,丢掉幻
想,面对现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琢磨,我大体上摸清了
检察学的理论框架和薄弱环节,写检察理论的文章也就心里有
底了。这样,我就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着王先生开辟的检察学
道路探索前行了。
从时代背景和知识结构上看,我们这一代人比前辈要优越
的多,理应开拓出检察理论的新境界,但实际上学术的进步远
远没有预期的那么大、那么快。孙谦主编的《中国检寮制度论
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论检察
检察制度研究》的语言和观念上的更新;朱孝清、张智辉主编
的《检察学》主要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
的学科体系建设。同时期的同类作品还有不少,但罕见出乎其
类而拔其萃者。
朱苏力曾经提出,每个理论工作者要自问一下:我的贡献
是什么?当我把电脑上所存的全部文稿(有些文章已经打不开
或者找不着了)按检察观念、检察政策、检察制度、检察改
革、反腐倡廉和检察文化进行汇总以后,才发现字数出乎意
料,多达160多万字。总结一下自己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深度参与了上述《中国检察制度
论纲》和《检察学》两本著作的策划和写作,可以沾一点它们
的光;二是参与了一些检察改革和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制度设
计和试点工作,对于完善检察制度和诉讼程序做出了微薄的贡
献;三是通过论文文章提炼和宣传先进的执法观念,促进了检
察政策的调整和检察观念的更新。
对于文人论功过得失,古人早有先见之明。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认为: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
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
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
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 ‘家育敝帚,享之
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以我之浅薄简陋,何敢出版学术专集?除了感激和服从领
导之外,陆游在其《秋思》诗中似乎给我留有答案:“遗簪见
取终安用,敝帚虽微亦自珍。”
谢鹏程
二O一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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