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锦雄 ]——(2005-11-12) / 已阅23947次

（二）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分析
1、对第1种罪过模式的分析
就第1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而言，因为行为主体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均为故意，因而，这种罪过模式情形以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为其罪过形式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刑法》第162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行为主体对妨害清算制度的危害结果（即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对严重损害债权人的或其他人利益的危害结果（即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因此，妨害清算罪的罪过形式以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为其罪过形式，此外，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罪（第404条）等罪也属于这一罪过模式的犯罪。
2、对第2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因这种心理模式对前后危害结果所持的态度均为过失，因而，其罪过形式认定为过失是合理的。从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看，未发现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3、对第3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因这种心理模式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为过失，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因此，以其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才能较好地反映其主观恶性，因此，该类犯罪宜定为故意犯罪。目前，尚未发现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4、对第4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至于第4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应如何确定罪过形式是理论上一个焦点问题。从新《刑法》的立法看，相当多罪种的罪过模式就属于这一种，例如，滥用职权罪（第397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违法发放贷款罪（第186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第139条）等。对于具有第4种情形罪过模式的犯罪而言，立法者在立法时可以据实际情况在条文上明确这一犯罪的罪过形式，有的罪种可以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故意）作为其罪过形式，有的罪种则可以以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对于第4种情形的罪过形式的犯罪来说在确定其具体罪过形式时，应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该罪的社会危害性强弱。在立法过程中，在考虑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前提下，假设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来确定故意犯罪，之后，又假设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心理为罪过形式来确定过失犯罪，然后，将这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相比较，假若孤立地看导致基本危害结果的危害行为本身已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当其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时，其社会危害性已接近犯罪程度，那么，这类犯罪可考虑以故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其罪过形式，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其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反之，假若孤立地看导致基本危害结果的危害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大，那么，可考虑过失为其罪过形式（即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二）该罪有否必要按共同犯罪处理，该罪的罪犯有否必要按累犯处罚。假若这种犯罪对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均为故意，而且其危害行为导致轻危害结果这一情形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对于一起实施这种犯罪的犯罪者有必要按共同犯罪处罚，对于犯该罪者，有必要纳入累犯处罚领域，那么，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可考虑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故意）来确定其罪过形式。反之，若这种犯罪不宜定共同犯罪或累犯的，则可以考虑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例如，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对于以基本危害结果心理态度（故意）来确定罪过形式的故意犯罪[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来说，加重危害结果是该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并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态度，这时，加重危害结果便成为了超过故意内容的
客观要素，属于“客观的超过要素”。（15）
5、对第5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由于这种心理模式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而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因此，其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反映了该种犯罪主观恶性较大，该种犯罪以故意犯罪规定，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该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应认定为故意。目前，我国刑法典亦无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6、对第6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对于第6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来说，在假设加重危害结果未发生的情况下，如果孤立地将故意的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那么，这种犯罪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而不能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和过失）为其罪过形式。例如，《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行为主体对侵害交通运输管理制度的危害结果（即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而对“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因而，交通肇事罪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此外，玩忽职守罪（第397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1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132条）等罪也属于这种罪过模式情形的犯罪，这些罪也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
在假设加重危害结果未发生的情况下，如果故意的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相当大，甚至孤立地看也达到犯罪程度，也不应以复合罪过为其罪过形式，因为复合罪过形式具有种种弊端，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对此，前文已有具体论述。在这一情况下，立法者要么按加重结果的罪过（过失）确定该罪的罪过形式，要么将这种模式的犯罪拆分为两个犯罪，即第2、4种模式的犯罪。
7、对第7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之所以提出“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是因为其认为我国《刑法》存在第7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的为故意或过失）和第8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其实，我国《刑法》并不存在第7种罪过模式的犯罪。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存在诸多缺陷，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也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在今后立法过程中，若遇到第7种罪过模式的犯罪，完全可以将它们拆解为第1、2、3、4、6种罪过模式的犯罪，之后，各罪的罪过形式按前述分析确定。
8、对第8种心理模式分析
从我国现行刑法看，符合第8种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而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的犯罪并不存在。从立法上看，也应避免这种模式，立法时可将其拆解为第1种和第4种心理模式的两个犯罪，并依前述分析规定其罪过形式。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认为，在新《刑法》里，属于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有：滥用职权罪（第397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7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第187条）、违法发放贷款罪（第186条）、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等等，实际上这些犯罪并非复合罪过形式。从这些犯罪看，有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属于第4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有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则属于第6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例如，玩忽职守罪（第397条）。因此，前述各有关犯罪的罪过性质的确定也应按前述第4、6种罪过模式的罪过形式的确定方法进行。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所述的上述复合罪过形式犯罪，如果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为间接故意，那么我们几乎都可以从《刑法》中找到其他故意犯罪来定罪处刑，例如，对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持放任态度，就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刑。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关故意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较低。例如，《刑法》第186条第2款的违法发放贷款罪，它对基本危害结果（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心理态度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造成重大损失）为过失，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应定为故意。假若行为人违法发放贷款时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则应以刑法分则的其他相关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其相关故意犯罪，或为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或第276条破坏生产经营罪，但是，这两者的法定最高刑（两者均为7年）都比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定最高刑（15年）要低。这一情况可按法条竞合处理，适用重法条第186条第二款的规定，按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处刑。
实践中还会出现在刑法分则中找不到相关的故意犯罪来定罪处罚的情况，例如，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对基本危害结果（侵犯国家对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管理制度）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过失，而滥用职权罪应确定为故意犯罪。假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态度，就应以刑法分则其他相关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据案情的不同，是可以找到相关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的，例如，有的可以定放火罪，有的可以定爆炸罪，有的可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但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情况异常复杂，不同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方式千差万别，导致的危害结果多种多样，所以，在极个别情况下，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的滥用职权犯罪在刑法分则是找不到其他相关故意犯罪来定罪处罚的。对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立法缺陷所导致的，为此，可以通过修改《刑法》，相应地提高有关故意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以及增设新罪的方法解决前述问题。
9、对第9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在第9种心理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而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的情况下，由于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即复合罪过）和危害行为的结合时最能反映其实际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因此，这种模式的罪过形式只能按复合罪过形式认定。但是，由于复合罪过形式存在种种弊端，因此，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应杜绝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从现行刑法中也未发现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就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而言，我国现行刑法主要存在前述第1、4、6种心理模式的犯罪，而不存在第7、8、9种心理模式犯罪，目前尚未发现有第2、3种心理模式的犯罪。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应杜绝第7、8、9种心理模式的犯罪（即复合罪过形式犯罪），为了平息人们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的争论，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刑法应不惜笔墨地明确规定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对于现在有争议的各有关犯罪的罪过形式，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规定，以便于司法机关更准确地适用法律。
作者简介：欧锦雄，男，1964年出生，广西玉林市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邮编：530023。

注释:
①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页。
②李希慧、逄锦温《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评析》《法学家》2000年第2期，第76页。
③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页—57页
④储槐植、杨书文：《再论复合罪过形式》，《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32页—455页。
⑤参见李希慧、逄锦温《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评析》《法学家》2001年第2期，第76页。
（6）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57页。
（7）储槐植、杨书文：《再论复合罪过形式》，《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32页—455页。
（8）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181页。
（9）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名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4页。
（10）金泽刚《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6月，第10页。
（11）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5页。
（12）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页。
（13）高铭鍹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4）参见张兆松《滥用职权罪主观要件研讨》《政法论丛》，1998年第5期，第18页。
（15）参考张明楷《“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提倡》、《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


The Deny of the Compound Offense
Ou jin xiong
(Guangxi Administrative 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 Nanning 530023)
[Abstract] The author put forward five queries about the views of “the compound offense”, and rebut these views. the thesis says, if acknowledge the compound offense in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the theory of offense of our country will become no-rational,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nalty in the judicature will easily bring about unfair phenomenon. Therefore, the article suggests, the criminal legis- lation of our country should prohibit the compound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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