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旭 ]——(2005-10-7) / 已阅46191次

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 汉朝

汉朝统治者屏弃了秦朝的法家思想，高祖采取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社会状况改善许多，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武帝实现“大一统”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固自汉朝武帝开始，儒家思想开始了独霸中国思想舞台的局面。儒家思想主张也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司法领域之中，极大地影响了汉代的司法原则与司法制度，其中以“春秋决狱”、“录囚”制度等最为突出，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而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为“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指的是，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制度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案件根据的司法活动，又称“经义决狱”。“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论心定罪”，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具体标准是“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19）古书记载：汉代上洛有盗墓者，虽救活墓主，但仍以其“意恶”，诏“论笞三百，不齿终身”。（20）

在刑讯上，仍以口供为要，但较秦朝相比，对囚犯可以罚立考讯，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司法黑暗。“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怨伤之”。（21）“《史记·酷吏列传》所记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时。从昭帝至平帝六朝间，每年处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载：‘君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怨死者多少相覆，狱不件一人。’及至东汉滥用刑讯更为普遍：‘不堪痛楚，死者太半……掠考五毒，肌肉消烂’‘体生虫蛆’。其它如烧斧挟腋、大针刺指，以土窒口等苦不堪言的非法刑讯，多有记载。” （22）由此可见“论心定罪”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疻”“痏”（欧伤为疻，欧人成创为痏）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疻者，与痏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疻痏’。”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23）


2、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统治者为在对峙与兼并中求生存和发展，总结前人兴亡教训，在政治上多所改易。表现在法律方面，则是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如魏明帝太和三年（224）改“平望观”为“听讼观”，史载“没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南朝宋武帝也常“折疑狱”，“录囚徒”，仅永初二年（421）即有五次之多。北周武帝常“听讼于正武殿，自旦及夜，继之以烛”。（24）《梁律》首次规定了测罚之制：凡在押人犯，不招供者均施以“测罚”之刑。具体做法是“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止”。《陈律》在此基础上创立“测立”之制，对证据确凿而不招供的囚犯，戴刑具，鞭二十笞三十后，站在高一尺，上尖圆，仅容两足的土堆上。……（25）此间，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也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

　　浙江省的句章县有一人家发生了火灾，丈夫被烧死，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句章县的县令张举看了死者的尸体，特别是仔细检查了死者的口腔，见里面干干净净，便断定是妻子谋杀丈夫。那妇人不服，说是房子偶然失火以致丈夫被烧死。旁人也觉得她是无辜的。县令张举把众人请来，当场做了一个“烧猪验尸”的表演。令人把一头猪杀死，把另一头活猪用绳子捆好四脚。然后把两头猪扔进柴堆，点燃木柴。等大火熄灭后，张举请众人察看两头猪，只见那被杀死的猪口中干干净净，而那被烧死的猪张着嘴巴口中有许多灰炭。县令张举对那妇女说：“凡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人，势必在火中挣扎，口中要吸进许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净，说明他是先被杀死，然后房屋才着火的。由此可以清楚断定，你的丈夫是被谋杀而死。”那妇人听了，脸色发白，双腿发抖，不得不招出了谋杀丈夫的罪行……。（26）

　　此外，还有李惠（雍州刺史）用拷打羊皮寻找少量盐粒的方法，断清负盐者与负柴者有关羊皮的争讼。而且也出现了对字迹进行检验鉴定及对弹丸的检验。如《三国志·魏书·国渊传》记载：魏的国渊出任魏郡太守期间，有人投匿名信诽谤朝政，太祖曹操十分恼火，一定要查出是谁干的。匿名信中有好几处引用后汉张衡的作品《二京赋》之内容。国渊请求把匿名信的原件留下，不对外宣露其内容，向郡属功曹（官吏）发现指示，说：“魏郡是个大郡，而且又是京城，但学识渊博的人却很少。我命令学派聪明颖悟的年轻人，派他们求师就学。”功曹选出三个年轻人，在选立前，国渊对他们说：“要学习未知的东西，《二京赋》是一部具有广博知识的书，世人却把它忽略了，能教此书的老师很少，可寻找能读此书的人向他求教。”十天后找到了一位能读此书的人，便向他学习。因而请他代写了书信，经与诽谤信中的笔迹进行比对，如出自一人之手。于是将其逮捕 审问，立即招认。（27）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孙权的长子孙登，有一次外出，突然有铁丸从他身旁飞过于是命左右随从搜查。见附近有个人手持弹弓，身带铁丸，便认定是他射的。此人不承认，随从们要动手打人他，孙登不许，叫人把方才射来的铁丸找来，将它和这个人身上带的铁丸对比一番，结果不一样，就把他放了。（28）虽然这种比对的方法很原始，但它是有文字记载应用比对弹丸判明真伪，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例，也可以说是枪弹检验的发端。（29）


3、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的法律制度的鼎盛时期，其间“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思想已经深入统治者制定的各个法律之中，而且儒家思想也更深入社会。司法改革使得司法机构得以完善：以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关、御史台主监察，都官省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地方的司法机构也进一步得到完善。隋朝规定了严格的拷讯程序：司法机关受理诉讼案件后，可以对当事人实施拷讯。为防止审讯官滥用拷讯，并防止在重刑之下冤案的发生，开皇中期定刑：“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死刑复奏也得到更加明确的规定：死刑案件经审理、判决后，须经大理寺复核，并由皇帝批准，方可执行。（30）

我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典《唐律疏议》中的《断狱律》包括了对于监狱管理、拷讯囚犯、审判原则、法官责任以及刑罚执行等方面的规定。（31）唐朝在拷讯的方式、次数、适用对象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死刑复核制规定得更加严格，出现了特别的“覆奏”程序——“五覆奏”、“三覆奏”——报经皇帝奏告。而且，唐朝对于审判官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官应正确理解法律条文，切实掌握案情事实，以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如果因审判官的错误，导致对人犯定罪、量刑的不准确，无论是因故意、还是因过失，均由审判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为了确保审判活动的公正性，唐朝确定了审判回避制度，唐律中称之为“换推”制。凡是主审官与当事人之间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均属换推范围。（32）

隋唐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大有提高，经济发达，各种民事刑事纠纷也随之增加，审判活动中物证技术的反复运用，司法工作人员也在不断探求更新、更准确的物证技术。同时科学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人们的认知水平也得以提高，对案件越来越讲究公正，要求证据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我国古代物证技术在这个时期内得以完善，为宋朝出现的鼎盛阶段打下基础。

在《唐律》及其《疏议》中，吸收了秦汉以来物证技术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物证技术。其突出表现，为在法律中对人命（凶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检验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唐律》规定，在人命和伤害案件中，检验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即尸体、伤者以及诈病者，即相当于现今的尸体检验和活体检验。同时，对伤害案件中“伤”的标准作了明确的界定：即“见血为伤”；以及各种伤害的分类：手足伤、他物伤与刃伤，并根据伤害程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如对损伤他人的眼睛的行为，凡“眇一目”的，处以“徒一年”；而“瞎一眼”的，则要处以“徒三年”。眇是“亏损其明而狱见物”；瞎则是“目丧明全不见物”。两者损伤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轻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的伤势，都必须通过司法鉴定。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凡是检验不实的，要视其情节予以处罚，严重者以故入人罪论处。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朝代的法律所继承。（33）

除了人命及伤害案件外，对于其他案件中的书证、物证的鉴定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唐朝人张的《朝野佥载》中有记载：唐武则天垂拱年间，湖州佐史江琛为陷害刺史裴光，将裴光所写的文章中的字割下来，拼凑成文，伪造了一封写给徐敬业的谋反信，并向朝廷告发。武则天派御史前去审问，裴光说：“字是我写的，但话却不是我说的。”前后换了三个御使，都不能定案。武则天又派一个名叫张金楚的官员负责调查此案。张金楚仔细查看信件，结果发现信上的字都是粘贴而成的，平铺在桌上是看不出来的。于是他便将衙门的官员召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将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结果一个个字都散开了。案情也因此大白。（34）

唐朝时，司法鉴定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法医检验外，检验对象已经扩至毒物、手掌纹等。人们已经掌握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了毒物检验法，如卵白验毒法、银叉验毒法等。1959年新疆米兰古城出土的画有指纹横折间距的唐代贞观年（公元627年）制成的遗言文书，（35）唐朝的文献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如唐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士兵马灵芝急需银两，向报国寺建英和尚借钱一千，月息一分；如果建英和尚需要，随时可将本息收回；如马灵芝不能归还，建英和尚可将马灵芝的全部财产取走；恐无凭证，立捺印。（摘自德国著名指纹学博士罗伯特·海因得尔1927年出版的《指纹鉴定》）这些例子都表明此时人们已经开始广泛应用手掌纹来辨别真伪了。（36）

此阶段是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鉴定技术相继在此阶段的到应用，并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各种技术更进一步地发展了。


四， 鼎盛阶段：宋

我国物证技术在宋朝达到了鼎盛，特别是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检验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基于对前朝的各个案件的总结，吸收了原有的物证技术，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使原有的物证技术更进一步。另一方面，由于宋朝社会本身的特点，更适合在司法审判活动中运用物证技术，物证技术在此间达到鼎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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