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3-4-20) / 已阅1408次

《刑事疑案探究》问题案例之九……抢劫财产性利益案件的问题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宋某欲霸占王某的养猪场，便以购买养猪场为名和王某协商并签订了以58万元转让该养猪场的协议。之后，宋某伙同石某将王某灌醉并绑至一间铁皮屋，胁迫王某在协议书上捺下指印，并写下己收到宋某58万元现金的收条。石某随后离开。宋某为灭口将王某杀害。几天后，宋某持养猪场转让协议和收条找到王某的儿子要求接管养猪场，王某儿子不同意，并以其父失踪为由报警。遂案发。
二、争议问题
首先，宋某与石某灌醉王某，将其绑架至铁皮屋，胁迫其在协议书上捺下指印，并写下已经收到宋某58万元现金的收条。宋某和石某构成绑架罪还抢劫罪？如果宋某和石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抢劫罪的对象是什么？是否存在对王某的财产性利益的抢劫？
其次，石某离开后，宋某为灭口将王某杀害。宋某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石某应否对王某的死亡承担责任？
最后，王某死亡几天后，宋某执捺有王某指印的转让协议和58万元现金的收条，找到王某之子并要求接管养猪场，宋某构成诈骗罪，由于该诈骗罪既可以看做是利用了前述犯罪的有利条件，也可以看做是对前述犯罪收益的现实化。对宋某的该诈骗罪是结合前述的犯罪实行数罪并罚，还是适用牵连犯的理论对两罪从一重处罚？
三、对本案的分析（省略共十页）
（一）宋某和石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二）宋某抢劫之后杀害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三）宋某利用合同和现金收条获取养猪场的所有权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未遂）
（四）抢劫罪与诈骗罪（未遂）之间不成立牵连犯
四、结论
宋某和石某将王某绑至铁皮屋并胁迫其写下58万元收条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共犯，抢劫对象为58万元的债权，既遂。宋某在石某离开后杀害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石某不构成该罪。宋某几天后持收条和转让合同获取养猪场所有权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未遂），石某不构成本罪。
因此，就全案而言，石某构成对58万元债权的抢劫罪（既遂）；宋某构成对58万元债权的抢劫罪（既遂）、故意杀人罪、诈骗罪（未遂），实行数罪并罚。
案例评析：
在西方法学中，法律规范是人类的作品，只有文字符号意义。受文字符号表达力的限制，法律规范成为了一个开放的、不协调的、不完全的体系。在适用时必然产生“法律疑义”、“法律漏洞”等疑难问题，法律解释就是为了解决“法律疑义”、“法律漏洞”等疑难问题而涎生的。
实际上，法律规范本身作为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本身就是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实体法是社会矛盾+国家解决办法，程序法是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步骤。社会矛盾，国家解决办法，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步骤，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者现象。因此，法律规范是明确的、协调的、完美无缺的体系。西方法学家给法律下定义时，犯了二个低级错误，一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混为一谈，结果所有的法律定义，都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两种不同客观事物的共性特征，西方法学家将这种不同客观事物的共性特征当作法律的定义，使得西方法学中的“法律”定义超越了现实中实体法和程序法了，成了主观臆想中的“法律”。打个比方，实体法是猫，程序法是狗，将猫狗混为一谈下定义，这个定义既不是现实中的猫，也不是现实中的狗，而是一种主观臆想中的“动物”。二是只看到法律规范的文字符号，未看到文字符号描述的是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结果，受文字符号表达力的限制，使得法律规范丧失了表达千姿百态具体个案的强大优势。例如，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所有故意致人死亡的具体个案，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部符合“故意杀人的”罪状，根本不需要法律解释。换言之，“故意杀人的”罪状，本身就是描述了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完全覆盖了故意致人死亡的全部具体个案，根本不需要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个伪命题。因为法律规范本身作为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本身就是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客观事物或者现象，都是封闭的、明确的、协调的、完美无缺的体系。因此，法律规范是封闭的、明确的、协调的、完美无缺的体系。由于西方法学家犯了上述低级错误，使得法律规范成了开放的、不明确的、不协调的、不完美的体系，在适用时，法律规范必然产生“法律疑义”、“法律漏洞”等疑难问题，法律解释就是为了解决“法律疑义”、“法律漏洞”等疑难问题而量身定制的。可见，如果不犯低级错误，所谓的“法律疑义”、“法律漏洞”等疑难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它们的存在都是伪命题。法律解释自然也是伪命题。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抢劫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具有两个当场的行为特征，即当场使用暴力，当场取得财物。财产性利益不是公私财物的范畴，也不符合当场取得财物的行为特征。《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不是规定了电信号码为财产性利益，而是规定了盗用他人的电话通讯线路盗打电话，并由他人支付电话费的行为。这一条是法律拟制，盗打电话也不是财产性利益，不能据此得出财产性利益能成为侵财罪对象的结论。所谓“抢劫罪的行为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是对‘公私财物’一语进行扩张解释的合理结果。”法律解释本身就是伪命题，所谓的扩张解释自然也是伪命题，或者说扩张解释根本不存在。扩张解释实际也是类推解释。这就是西方法学家始终找不到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界限何在的原因。
财产性利益在特定情形下，即“当且仅当某种具有经济价值的以财产权为内容的利益，其丧失的同时导致被害人对应的财产权受到损害，并因此而遭受财产损失，该种利益才得成为财产性利益，才能成为财产犯罪之对象”。这段摘自原案例分析中的话，原作者似乎没有真正弄明白。其实，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有当财产性利益能够即时转换为财物的情形，且实际遭受财物损失，才可以成为侵财罪的对象。认定宋某和石某抢劫债权的三点理由，一是即使进入诉讼程序，王某一方必败，二是即使王某一方通过诉讼恢复债权，亦不能改变宋某和石某两人先前行为的性质，三是由于债权人被杀害，因此，债务人实际上处于不可能被要求履行债务的状态，即免除了其在一定期限内还债的义务。在此时此刻，就可以说，行为人已经现实地取得了该财产性利益。所以，应当认为，宋某和石某的行为已经导致了王某的债权彻底地丧失了。据此认定宋某和石某构成抢劫罪即遂。事实上，本案的收条本身不属于财产性利益，更谈不上能够即时转换为财物，不可能符合抢劫罪的行为特征。宋某和石某强行劫取王某捺了指纹的协议和收到58万元现金的收条，其目的是为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向王某家人骗取养猪场，因此，宋某和石某两人构成合同诈骗罪（未遂），宋某还构成故意杀人罪。
原案例分析中认为抢劫罪与诈骗罪（未遂）之间不成立牵连犯。刑法理论认为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罚。在如何认定牵连犯的问题上，也有两种以上的学说。因此，对于前后相继的关联犯罪，刑法理论规定了两种处理模式，要么择一重罪，要么数罪并罚。这种牵连犯理论毫无道理可言，都是数罪，仅仅有的手段方法使用的人多，因其有类型化特征而只判一罪，有的手段方法使用的人少，因其无类型化特征而判两罪，牵连犯罪理论直接与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规则相抵触。

作者简介：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巫水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