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3-4-20) / 已阅1287次

《刑事疑案探究》问题案例之七 ……教唆、帮助自杀共犯之认定

一、基本案情
刘某（男）与李某（女）婚后感情不和，二人时常发生争吵。婚后两年，李发现刘与多名女性有奸情，遂欲与刘离婚，但发现自己已经怀孕。李多次劝阻刘与其他女性断绝两性关系，并告诉刘自己已经怀孕，希望刘能够为了孩子多拿出时间陪自己。但刘依然如故。一日，刘深夜12点回家，李与其发生激烈争吵。李痛哭流涕，伤心欲绝，告诉刘说：“你要是这么继续下去，我就真是不想活了。”刘说：“不想活就死吧，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真没有意思。”李听后，右手拿起水果刀，架在左手腕上说：“你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想要了吗？”刘说：“那就请您死给我看吧。量你也没有这个胆。”随后甩门而去，到某洗脚城按摩。凌晨两点返回家，发现李己割腕死亡，血流一地。
二、争议问题
在此案例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刘某的行为定性，即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定罪。刘某行为的定性牵涉一个刑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定性。该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如何回答以下三个疑问：（1）自杀是否具备违法性；（2）教唆、帮助自杀者的行为是否具备违法性；（3）如果具备违法性，在我国刑法未明文规定教唆、帮助自杀的背景下，是直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还是类推定罪，抑或是修改刑法独立定罪。本文将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自杀的违法性判断；二是教唆、帮助自杀的违法性判断；三是对教唆、帮助自杀的定性。
三、自杀的违法性判断（省略七页）
四、教唆、帮助自杀的违法性判断（省略七页）
五、教唆、帮助自杀按照从犯处理的理由（省略四页）
六、结论
刘某的行为符合教唆自杀的主观构成要件，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故其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

案例评析：
犯罪成立，是必须使用证据证明其成立，而不是充分说理论证其成立。这一点，既是刑诉法的明确要求，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罪刑法定，就是罪与刑都是法律规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换言之，罪与刑，任何人，包括执法者，都没有自由裁量权，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否则，罪刑法定就是空话。西方法学理论及其追随者，一方面高举罪刑法定的旗帜，强调法秩序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极尽法律解释之能事，破坏法秩序的稳定性。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比比皆是。上述案例分析就是一个典型。
法律规范是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法律规范，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确定的、封闭的、完美无缺的体系，涵盖了全部千姿百态的具体案例情形。例如，“故意杀人的”罪状，本身就涵盖了形形色色的故意致人死亡的所有的具体案例，包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状既没有解释的余地，也完全没有解释的必要。
法律解释是伪命题。西方法学中，之所以会有法律解释，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学家认为，法律规范是人类的作品，是文字符号技术。受文字符号表达力的限制，西方法学中的法律规范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例如，“故意杀人的”罪状，如果仅是文字符号，受文字符号表达力的限制，那么“把人推下悬崖摔死”、“把人掐死”、“把人电击致死”、“用锤子把人锤死”等情形，就无法被“故意杀人的”罪状所涵盖，出现了“法律漏洞”、“法律疑义”等疑难问题。为了应对这些疑难问题，正确地适用法律，西方法学家发明了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就是这样来的。然而，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从实际案例中通过描述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而来的。法律规范所表达的，不是只有文字符号本身，而是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在这种情形下，法律规范涵盖的范围，完全打破了文字符号表达力有限的樊篱，出现了神奇的景象，所谓的“法律漏洞”、“法律疑义”等疑难问题，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伪命题。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自然也是伪命题。
法律解释，就是破坏罪刑法定。法律解释是建立在法律规范仅仅是文字符号上的。由于文字符号通常是多义的，不同的人作不同的解释，大家总能找到理由支持自己的解释，谁也不服谁。于是，不同的理论学说，彼此共存的局面出现了。糟糕的是，不同的理论学说，都宣称自己代表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了，罪与刑不再是法定了，而是不同的理论学说定了。结果，犯罪成立的标准，完全变质了，不是坚持一切以事实说话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而是蜕变为依据不同理论学说充分说理的论证标准。因此，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层出不穷。特别要强调的是，论证标准代替证明标准，显著降低了犯罪门槛。上述案例分析成立故意杀人罪的结论，就是使用理论学说代替罪刑法定，论证标准取代证明标准，通过所谓的充分说理论证出来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竟然都是写篇论文的事。这种披着罪刑法定的外衣，干着恣意妄为的勾当，实在太荒唐了。类似上述案例分析的情形，在实务部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源头就是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早己沦为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代名词了。
原案例分析中，介绍了自杀有违法说与合法说，原文坚持违法说，认为优势在于，其与“法益侵害说”的违法性判断标准相符，还例举了邵建国一案作为我国司法实践支持自杀违法说的实例。首先，“法益侵害说”作为违法性判断标准，是一种论证出来的理论学说，没有法律依据。法律规范实体化后，罪状就是违法性的法律依据，而且是唯一的。符合罪状，必然具有违法性。独立的违法性判断，根本没有意义。其次，邵建国一案本来就是一个错案，邵建国与妻子王彩因琐事发生争吵，面对王彩的死缠烂打，不依不饶，邵建国实在受不了，讲了些气话，还在气头上把手枪上了膛斗狠。与之类似的行为举止，在夫妻吵架中实在太常见了。王彩先前抢夺枪支，邵建国不松手，并把枪支踩在脚下，后面王彩是欺骗邵建国拿到枪支后，突然朝自己胸部开枪。在整个过程中，邵建国根本没有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在案例分析原文中“法院认为，邵建国客观上将手枪置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以及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对王彩的自杀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主观上邵建国明知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可能造成王彩自杀的结果，最终一审、二审法院都采纳了邵建国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主张。”该案即使有一审、二审支持有罪，也是个别地方法院支持，远远谈不上是全国实务部门支持有罪。实际上，邵建国案就是一起“谁死谁有理”酿成的冤假错案，是实务部门中了法学院虚拟理论流毒的典型案例。该案例中判决认定的帮助自杀行为，主要是将枪支置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种认定违背事实，违背常识，违背常理，违背常情，何况邵建国一直极力阻止王彩拿到枪支。王彩是欺骗了邵建国才拿到枪支的。所谓的“邵建国主观上明知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可能造成王彩自杀的结果”，这里的主观“故意”纯属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相反，邵建国具有一系列阻止王彩自杀的行为，能够否定这个主观“故意”。总之，原文以个案来证明我国司法实践支持自杀违法说，以偏概全，是完全靠不住的。
原案例分析中，“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应当科处刑罚；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应当科处刑罚。《刑法》第234条将行为对象规定“他人”是为了强调自伤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相形之下，《刑法》第232条规定行为对象是‘人’，自然包括了自杀的情形。”这种解释缺乏常识。社会上的杀人行为和自杀行为，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怎么能够将“故意杀人的”罪状中的“人”解释为包括自己呢？这种吹牛扯淡，已经超出国界了。
原案例分析中，“结合本文对自杀的违法性论述，以及对教唆、帮助自杀违法性的论述，将教唆自杀者直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将帮助自杀者直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已然没有任何疑问。”大家看看，这种以理论学说论证犯罪成立，取代了以事实证明犯罪成立，根本不需要有实际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写篇论文就可以入罪了，大大降低了入罪门槛。在本案例中，刘某与李某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发生争吵，仅仅只是在气头上讲了些狠话而己。在许多夫妻争吵中，双方说出与刘某类似的话，时有发生，根本不算什么。因此，将这种夫妻争吵双方讲狠话、斗狠之类的行为举止，认定为教唆自杀、帮助自杀，违背客观事实，缺乏生活常识。
原案例分析中，“对真正教唆、帮助自杀的认定，客观构成要件在自杀者方面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即自杀者的自杀行为，行为对象是他人（从教唆、帮助者的角度出发），即自杀者；行为内容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即自杀者基于教唆、帮助者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实施自杀行为；在教唆、帮助自杀者方面就是教唆或者帮助行为（具体行为方法不限）。主观构成要件，应该是对教唆、帮助自杀者的有责性进行判断，教唆、帮助自杀者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他人自杀意图并实施自杀行为，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此处还要求教唆、帮助自杀者无责任阻却事由。”
上述这段话，逻辑错误，相互矛盾，纯属瞎扯淡。一是客观构成要件在自杀者方面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即自杀者的自杀行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怎么又是自杀者的自杀行为？二是，教唆、帮助犯的认定，客观构成要件应是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是行为人自己的行为，何谈是自杀者的自杀行为？三是教唆、帮助行为的内容，必然是教唆、帮助行为本身，何谈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四是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他人自杀意图并实施自杀行为，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这里搞混淆了，故意中的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必须是自己行为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行为必须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教唆、帮助都不是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显然，这里行为人的行为只是会引起他人自杀意图并实施自杀行为，并不是行为人的行为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会引起”，与“直接造成”是两回事。自杀者的自杀意思与自杀行为，仍然是基于自杀者的个人意志产生和实施的。因此，教唆者、帮助者所谓的希望或者放任，根本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原文从理论学说认定自杀具有违法性，然后根据理论学说以及个案认定教唆自杀、帮助自杀具有违法性，再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适用共犯理论，接着认为《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罪状中的“人”，应解释为包括自己，进而推理得出教唆、帮助自杀者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情节较轻情形。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以理论为出发点，从理论到理论，一环扣一环，充分说理论证，得出结论。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用理论学说取代法律规范，消解罪刑法定原则。最后，本案例刘某在夫妻争吵中讲狠话、斗狠的行为举止，属于平常生活中夫妻吵架行为，与刑法意义上的教唆犯、帮助犯的行为，根本不是一回事，刘某不是教唆行为，不成立教唆犯，刘某无罪。

作者：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巫水清清





附注：原案例分析的结论，“刘某的行为符合教唆自杀的主观构成要件，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符合教唆自杀，怎么成立帮助犯？其中的逻辑，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