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栋 ]——(2005-6-6) / 已阅45457次

鉴定人名册制度，是指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鉴定机构负责编制名册并对其实施动态的管理，经过了事前审查、公示、批准程序，按照《决定》的要求，采取公开、择优选录的原则，将自愿接受法院委托鉴定的社会鉴定人（含法人、自然人）[12]列入本级法院的名册。[13]如在审判工作中需要鉴定时，统一由该机构负责对外委托，按照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尊重当事人的主张和从名册中随机选取相结合的办法确定鉴定人，并负责对该鉴定的全过程进行协调、监督、管理。
（1）鉴定机构的条件
法人或者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申请从事鉴定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其一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可以接受法院的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其二须具备从事业务内鉴定活动所需的仪器、设备；其三须具有在业务范围内从事鉴定活动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专门的检测实验室；其四是须具从事鉴定业务的三名以上鉴定人；其五是须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或在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从事亲子鉴定活动；其六是须有专门的场所。
（2）鉴定人的条件
在鉴定机构从事鉴定业务的自然人须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进行鉴定活动，否则其结论因不具有证据所应具备的合法性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其一，可以从事亲子鉴定活动的人员具有与所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与所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执业资格；或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或从事相关工作十年以上，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其二，不得从事亲子鉴定活动的人员：因故意犯罪或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以及被撤销鉴定人登记的人员。其三，具有相关的法律知识，良好的个人品德和执业道德,以上诸项只有本条需要编制鉴定名册的单位或部门仔细审核，以确保鉴定能依法、科学、公正地进行。
对于构建的鉴定人名册，需要向社会进行公示，以保证社会的公信力，使公众了解相关的信息，当公众在这方面有需求时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己方的要求；向社会公示的鉴定人名册，仍需提请上级法院审批，保证名册产生过程的公开、公正。如果鉴定需要进行跨学科、综合性地处理时，可以由鉴定机构按照相关专业要求进行处理，法官在鉴定过程不应介入，以保持法官的中立，并能使其集中精力办案。申请人向法院申请亲子鉴定时，可以和相对方协商确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也可以采取随机、摇号等方式产生，法院不径行委托有关机构进行鉴定。
3、 启动亲子鉴定程序
究竟应该由谁来启动亲子鉴定程序，《决定》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按照《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当事人只能够向法院申请进行亲子鉴定，而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法院的手中，这也是法官职权主义的体现，但是随着两大法系的不断融合，加之我国采取的折衷主义原则，一般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在究竟由谁来启动亲子鉴定程序这个问题上面，笔者以为既可采用当事人主义，由父母亲来启动亲子鉴定程序，也可采用职权主义，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来启动亲子鉴定程序，不过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男女双方均表示同意进行亲子鉴定，而且在子女满十周岁的情况下已征得子女同意或在子女未满十周岁但充分考虑了子女的利益的情况下，可以由男女双方共同委托鉴定人名册中的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活动，鉴定机构选定的鉴定人所作之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具有相应的证明力。这是当事人主动申请原则的例外，原因是出于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尽快结束诉讼的考虑。
如果男方提出申请要求作亲子鉴定，女方不同意；或者女方提出申请要求作亲子鉴定，男方不同意的情形下，原则上应遵循当事人自愿的原则，法院不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但若有其他证据间接证明申请者主张之事实为真实的，法院可以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
在刑事诉讼中，如涉及强奸罪的取证，被拐卖儿童的认亲等活动需要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直接依职权启动亲子鉴定程序。
3、申请亲子鉴定的诉讼时效限制
《决定》对提起司法鉴定的诉讼时效没有明文规定，亲子鉴定作为民事审判中一种常见的获取证据的手段，在特别法律没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普通民事案件诉讼时效为2年的规定。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亲属法》，在《婚姻法》中也没有规定婚生子女否认制度。从国外立法看，日本民法第777条规定否认之诉，丈夫应自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1年内为之，德国民法第1954条规定这个期限为2年，法国民法第316条具体规定了丈夫在子女出生地为1个月，丈夫不在自归来后为3个月，妻子隐蔽子女之出生时自发现诈欺后2个月。[14]其实，对于否认之诉的诉讼时效，在《瑞士民法典》中规定的比较完善：“夫在知悉生育及知悉本人并非子（女）之父或第三人在受胎期间与妻同居之事实后，得在一年的期限内起诉。超过出生后5年，诉权自行消灭。”[15]
笔者以为，我国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应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实际，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制度。如果丈夫在妻子生育后知道或应当知道本人并非子女之亲生父亲，或者丈夫知道或应当知道妻之受胎与己方没有因果关系，如妻子在受胎期间与第三者同居之事实，丈夫物理或生理的不能生育，丈夫无交媾能力等情势下，经过2年（适用时效的中断、中止、延长制度），丈夫没有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那么诉权归于消灭。若丈夫在提出否认之诉之前死亡的，诉讼时效消灭；若丈夫在诉讼中途死亡的，由其亲属（配偶除外）代理。诉讼时效经过之后，丈夫不能提起否认之诉，但仍然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不受否认之诉的诉讼时效限制。
引入2年的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维护婚姻、家庭秩序的稳定，[16]而且便于法院实际操作，又跟《民事诉讼法》相统一，不会引发特殊法与一般法之间的矛盾。

三、 亲子鉴定之法律后果新探
按照上述程序进行亲子鉴定之后，必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经鉴定，法律上的父亲也是生物学上的父亲，那么，原先存在的人身关系、亲属关系、财产关系都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直接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二是经鉴定，法律上的父亲不是生物学上的父亲，那么必然会使身份关系、亲属关系、财产关系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引发一系列法律后果的出现。笔者拟对新出现的法律后果进行比较系统地阐述。
（一） 身份关系的变化
对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涉及到婚生子女的推定、婚生子女的否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三种制度，虽然我国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但是此三种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其实这三种制度之间是一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具有前因后果关系，妻子在婚姻存续期间受胎或从子女出生日回溯至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在这122日内任何一日有夫妻关系者，推定子女为婚生子女；当丈夫一方知道或应当知道子女之出生由第三者与妻子之间的行为所致后，可以提起婚生子女的否认之诉，既然排除了法律上的父亲为孩子的生物学父亲的事实，那么很自然就存在着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这在国外有两种做法，一是任意认领，只要生父提供相应的作成的法律文书，那么就可以认领其亲生子女；二是强制认领，法院只要有证据证明孩子为某男性所亲生，该男性就必须认领该小孩。推定、否认、认领之间形成一个链条，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事实是承认推定和否认制度，但对于认领制度并未涉及，从王纳文诉高峰一案的判决结果看，法院只要求高峰承担王圣元每月1000元的相关费用（支付至王圣元18周岁止），并未要求高峰认领王圣元，[18]可见我国并不承认认领制度。
经亲子鉴定后父子（女）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原先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父子（女）之间就不再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父对非亲生的子女也不再承担生活、学习、安全等方面的义务，不再是孩子的监护人，而且这种效力溯及至孩子出生之日，自始没有发生父子（女）的法律效力，在这期间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继承、增与等均不产生法律效力。虽然在法律上不再具有亲子关系，但是毕竟在孩子与父亲之间存在多年的感情，不可能因为亲子鉴定而加以隔绝，笔者以为若男方对父子（女）关系没有异议，即使父子（女）没有血缘关系，仍可以从法律上确定他们的养父子（女）关系，不过这与现行的《收养法》相悖，所以应该承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事实收养关系。
（二）亲子鉴定结果对离婚的影响
从鉴定结果可以看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与其他男性保持两性关系，并生育了他们的非婚生子女，且长期以来未将实情告知其丈夫。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妻子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夫妻之间应负的忠诚义务，并且也公然违背了社会公认的道德要求，势必给丈夫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按照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对于有过错的妻子，在分割财产时应该少分甚至不分，在承担责任方面应承担主要责任，妻子还应该承担丈夫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愿承担该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等费用，如果在离婚诉讼中男方对这部分费用没有异议，应认为男方愿意承担该部分费用。如果在男方提出要求返还这部分的费用，因为其与该子女的身份关系自始不存在，所以作为有过错的女方应该返还全部或者部分费用，女方返还这部分费用后，可以要求孩子的生父承担相应的份额。笔者以为，若男方提出类似要求，法院不应单纯地根据身份关系变化的事实而直接判决女方返还抚养费，法院应该考虑事实上的父子（女）感情的存在以及从有利于子女成长、保护子女权益的角度出发，可以在分割共有财产时向男方倾斜或者要求女方以物质损害赔偿金的方式酌情偿还部分男方已支付的费用。
父母离婚之后，丈夫对该小孩不承担任何形式的义务，如果男方在离婚后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可以要求女方或孩子之生父全部返还。
（三）财产赠与、遗产继承之处理
基于特殊的血缘关系而赠与的财产（比方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以孩子的名义购置的房产），因其发生赠与附有条件，即须赠与人与被赠与人之间有血缘关系，是直系亲属关系。笔者以为，若经亲子鉴定使该条件不能成就，自然就不能产生赠与的预期之效果，既然条件不能成就，赠与行为也就不能完成，那么夫妻以孩子名义购置的房产只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加以分割。当然，不是基于特殊血缘关系也可以发生的赠与，即使男方存在异议，赠与也发生预定的法律后果。
若丈夫在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之前死亡的，因为诉讼时效归于消灭，父子（女）之间的法律地位没有发生变化，该子女可以按《继承法》之规定继承丈夫的遗产；若丈夫在否认之诉中途死亡，由其除了配偶之外的其他亲属代理，如果法院判决婚生子女非丈夫亲生，该子女不能继承丈夫的遗产，如果法院判决丈夫败诉，则该子女仍可继承丈夫的遗产。
由于现代社会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致使婚外性行为、未婚先孕等现象呈普遍上升的趋势，“包二奶”、傍大款的不在少数，这样必然会“孕育”出一大批非婚生子女。若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死亡，“二奶”因为没有法律地位而不能继承遗产，除非孩子的生父在其生前将财产部分或全部赠送给“二奶”。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同婚生子女一样的权利，不过需要证明非婚生子为其亲生，借助亲子鉴定这一科学技术足可以解决证明问题。经亲子鉴定确认非婚生子女为被继承人的亲生子女，享有同婚生子女一样的继承权。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死者往往缺少可以提供鉴定的物件（比方说血液、毛发）而造成鉴定条件的不能成就，这给民事审判造成极大的困难，这需要当事人强化法律认识，提高证据意识。

亲子鉴定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能够极好地加以规范，加以利用，对于净化社会风气，稳定家庭关系具有极大的作用；若缺乏明确的规范，可操作性的规定，必定会滋生不良风气，造成市场秩序和婚姻家庭秩序的混乱。本文拟从规范亲子鉴定的角度做系统性的阐述，由于缺乏可参考的相关规定，只是一家之言，似难登大雅之堂，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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