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国良 ]——(2015-9-11) / 已阅6667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进而对物质上的需求也愈来愈变得重视起来——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购车热强势袭来。但是购车热它所带来的危害却不仅仅是以PM2.5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等自然环境方面的，更为甚者的是交通堵塞这一社会方面的。（一般而言是危害社会公共秩序，而严重情况下即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并且在此种严重情况下所发生的事件的代价往往就是公民的生命健康遭受到严重损害。）
显而易见，与此相适应而产生的情形必然就是——最大程度规避交通风险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1]早在2009年，我国刑法学界就曾经针对新形势而摆明了对《刑法典》条文的修改态度：我国1997年《刑法典》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来说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对于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恶性交通事故的频发预见不够，需要及时调整。[2]随着刑法学界专家学者多年的探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得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并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与本文相关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第二十二条明确表明：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一罪名，该法条是“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对此，我有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点思考，“模式化”就是“简易程序”么？刑法法律条文的抽象性决定了裁判者不可避免的拥有自由裁量权，“处拘役，并处罚金”也因此在一定量的危险驾驶罪案件定罪量刑之后，就会轻易的形成一个固定的公式：危险驾驶罪=X个月拘役+罚金人民币M元抑或者是X个月拘役+缓刑A个月+罚金人民币M元。这样做毫无疑问是可以简化审判工作量，而且乍一看还与刑法审判“简易程序”所起的效果如出一辙，但是我所要指出的是，“简易程序”是在维护了公平、正义的前提之下，来求效率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此种“模式化”同“简易程序”殊途同归，而实际上两者却恰恰是截然相反——南辕北辙！要而言之， 就是在“危险驾驶罪”这一类案件审判过程中，裁判者一定要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刑罚结构合理、距离适度这一理念。[3]毕竟只有通过借审判的公正合法、处罚合理来对犯罪分子进行有效的革新，才能真正的达到“对犯罪人而言，在使其产生赎罪意识之后，其规范意识能够觉醒，从而早日回归社会。”[4]这一刑法、刑罚的终极目标。
第二点思考，何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众所周知，不只是在民商事案件中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刑事案件中亦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究竟什么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呢？首先，对于民商事案件来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中的“事实清楚”一般而言，即是指当事人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有关情况必须清楚，可用“五何”要素来概括。[5]“证据确凿”则是从证据的证明效力方面来讲的，侧重于质量。而证据充分主要侧重于证据的数量。[6]其次，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就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而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就是能够充分保证经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7]总而言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就是要求裁判者根据确实充分的证据达到主观上对犯罪事实认识清楚，从而实现诉讼中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8]

参考文献：
[1]参见毛元学：《信赖原则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2]参见赵秉志、张磊：《“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对策》，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12期。
[3]参见翁凯一：《宽严相济在刑事立法中的适用及前景》，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4]参见(日) 福田平:《刑法总论》(3版增补)，日本有斐阁2001年日文版，第20页。
[5]、[6]详见田凯：《何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载《山东工商》2010年6期。
[7]参见黄登雄：《公安机关对侦查终结并告知被害人提起自诉的案件应当侦查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载杭州普法网。
[8]详见张洲：《浅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载法律图书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