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立明 ]——(2006-3-12) / 已阅30029次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0号）。（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2号）。（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规定（法释[2001]11号）。（6）、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法经营国际或港澳台地区电信业务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高检发释字[2002]1号）。（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26号）。（8）、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高检发释字[2002]6号）。（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1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号）。

2、《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空白罪状”，对该项的适用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立法、司法解释的规定。

“非法经营罪”是《刑法》修订后变动最多的罪名，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涉及“非法经营罪”的补充条款、立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这在我国刑法历史上较为罕见。其直接原因，就是《刑法》第225条存在第4项的堵漏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为防止“非法经营罪”再次任意膨胀成为口袋罪，我国立法、司法机关采取以严格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形式来限制性地适用该条第4项的规定。

截至目前为止，针对生产、销售地条钢此类国家明令淘汰产品行为的处理，只有我国《产品质量法》第51条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此外，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都没有对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产品的行为作出追究刑事责任的明文规定。

因此，二审法院认定四上诉人生产、销售地条钢构成非法经营罪，违反了上述立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对该罪名的扩张性滥用。

（二）、二审法院适用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认定四上诉人构成“非法经营罪”，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我国《立法法》 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四）犯罪和刑罚”。罪刑法定之“法”，单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二审法院适用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对四上诉人定罪量刑，不但直接与《立法法》关于“犯罪和刑罚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相抵触，也有违罪刑法定的刑事法律原则。

对于生产、销售地条钢此类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品的行为，根本都不可能办到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二审法院一方面确认四上诉人生产、销售的是淘汰产品地条钢，一方面又以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为由而扩大适用《刑法》“非法经营罪”的口袋条款，判处其构成“非法经营罪”。似乎只要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的的话，就允许生产、销售地条钢。

其实，淘汰产品地条钢是一律禁止生产的，无论有无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都是违反了国家的禁止性规定。不应该有区别对待。

四、对重庆高院直接变更起诉罪名的看法

原公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指控四上诉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重庆高院的二审判决认为：“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其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可见，二审法院直接变更了公诉机关的起诉罪名。

（一）、二审法院在二审期间主动变更公诉机关起诉罪名的做法，违背了控审分离、审判中立的基本原则。

对于原公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指控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二审法院只要判定其“是否成立”就足够了。如果判定指控罪名成立，就作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有罪判决；相反，就应判决无罪。即使在例外情况下，确实需要对罪名作出变更，也不能由法院自行主动作出，而应由原公诉机关通过变更起诉书来进行。只有这样，法院在控、辩双方之间的中立地位才能得到保持。

然而，二审法院对起诉罪名的变更既没有征得原公诉机关的同意，也没有及时告知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更没有将这种变更列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是在控、辩双方皆不知晓的情况下，以单方面和秘密的方式加以进行和完成的。可以说，二审法院对上诉人行为所作的新的法律评价以及所认定的新的罪名，没有建立在控、辩双方当庭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没有体现控、辩双方的参与过程。

二审法院未经公诉机关起诉而自行对四上诉人科处新的罪名“非法经营罪”，意味着其自我控诉和自我裁判。显然，二审法院主动变更起诉罪名的背后，存在着法院超越司法裁判权，代行刑事追诉权的事实。无论如何，这种做法都违背了控审分离、审判中立的诉讼原则，使得法院在裁判活动中的中立性、超然性不复存在。　

　（二）、二审法院主动径行变更起诉罪名并作出有罪判决的做法，严重剥夺了四上诉人的辩护权和获得司法救济权。

在原公诉机关提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公诉之后，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在阅读起诉书内容、了解控诉方主张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防御准备。辩护方围绕着该罪名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行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来进行反驳和辩护。然而，二审法院在评议阶段将原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罪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弃置不顾，而自行判决四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新的罪名“非法经营罪”，使得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就原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所作的防御活动全部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案件在二审阶段没有开庭审理，二审法院在自行变更罪名时，没有给予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以任何准备防御的时间，也没有听取辩护方就此罪名的构成要件所作的任何反驳和辩解。这样，二审法院在没有给予辩护方对新罪名的成立以任何防御机会的情况下，就强加给四上诉人一项新的未经起诉、也未经辩护的罪名。这种对起诉罪名的单方面变更，事实上剥夺了上诉人的辩护权。

而且，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二审法院是终审法院，故二审法院直接变更罪名，相当于强加给四上诉人一个新的罪名并且一审终局，使得四上诉人无法再寻求司法救济，故剥夺了四上诉人获得有效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

五、结语

既然二审法院认定四上诉人生产、销售的地条钢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淘汰产品，那么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51条的规定：“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的，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对生产、销售地条钢这种国家明令淘汰产品行为的处理属于行政处罚范畴，追究生产、销售者的刑事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综上，四位上诉人生产、销售地条钢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应受行政处罚。但追究其刑事责任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不公平的。重庆市彭水县地条钢案件的发生，四上诉人虽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充其量他们也不过是为了生计而奔波的普通公民，要让其做全国范围内尚无定论的地条钢类淘汰产品案件承担刑事责任的先例，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妥当的。而且，如果国家不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不从根本上依法治理，单单靠判处四上诉人犯罪，也是不足以遏制目前仍然在扩大和蔓延的生产、销售地条钢行为的。

据悉，该案的二审判决，仍然没有让围绕生产、销售地条钢此类淘汰产品的行为是该追究刑事责任还是仅受行政处罚的争论宣告结束。现在，四名被告人已经全部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诉。

而国家质检总局有关人士也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保持打击制售“地条钢”违法活动的高压态势：狠抓《关于进一步打击地条钢建筑用材非法生产销售行为的紧急通知》的落实；并将对“地条钢”定义作出修改，以更好地适应工作要求。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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