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忠梅 ]——(2001-1-4) / 已阅32727次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失灵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存在的前提。实践证明，这些市场缺陷一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都共同存在的，它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无关，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经济法产生的共同原因或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法律需求。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可与西方国家同日而语，这种发展阶段的因素又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市场主体的缺位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资源优势无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发挥出来，本应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由于发育不足而无法正常发挥的作用，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即由政府有效地组织、利用社会力量来超越一些发展阶段、缩短超越过程，促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的任务。于是政府便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要肩负起培育市场主体、建立市场体系的重任，表现在法律上为促进民商法的发展，否则，市场运行缺乏基本规则，但民商法强烈的自由主义理念要求限制政府行为或干预的程度。另一方面市场缺陷严重存在又使政府调控必不可少，表现在法律上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否则，市场失灵会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市场经济更加难以健康发展。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有立法重点的选择问题，而中国刚刚走过特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对于经济运行的命令性和强制性作用令人记忆犹新，行政手段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使政府当然选择了便于运用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并将之称其为"经济法"，这个"经济法"当然应以计划法为核心，以企业立法为主体。这样我们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是先有公司这一企业形式而后建立法人制度，在中国则是先赋予各种企业的法人资格而后才有公司和公司法的现象了。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国家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以国家利益为起点的法律动机和要求。
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这样才出现了真正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缺位的情形。
（三）西方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为保障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在法律上强调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和限制，行政法相当发达，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运行相对独立，政府仅充当"夜警"角色。只是到了市场经济阶段，由于市场失灵对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命运时政府才逐渐开始介入经济活动领域，担当起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在中国，长期的计划体制使得政府的经济权力无限膨胀并缺少制约和限制，企业受制于政府，既没有力量与政府讨价还价，又没有充分的条件参与市场竞争，相反却是离开了政府就难以生存，根本无法形成合理的经济行为和自觉的法律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台的一些法律与其说是市场主体自身要求，还不如说是政府的要求，市场主体始终处于初动地位。目前理论界已形成共识的一个命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但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经营自主权落实的关键却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机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完善行政法与经济法。
（四）西方国家经济法成长于良好的法律资源基础，它们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相对成熟的公民商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框架，其法律主要是对社会已有的关系和人们行为方式的认可，这样的法律在产生、发展及实施诸环节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在中国，法律传统中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为特征，四十年来，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学领域。缺乏公民商法律意识和适应经济运行的民商法制度，但今天经济法以及民商法、行政法的任务是要重构社会，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因此，大量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给社会的。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公民商法律意识淡薄、权利本位观念尚无力对抗国家本位观念。法律自身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异常艰难。这也许正是导致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至今未能形成自身范畴和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影响中国经济法成长的因素远不止本文论及的这些，但从已有的分析便不难看出，中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法律背景均明显不同于西方经济法，从而具有显著的独立性，但中国经济法的真正独立和充分发挥其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尚需从理论到实践进行艰苦的探索。
三
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程，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市场经济，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先天不足，经济法产生于商品发展极不充分，民商法极不发达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忽视和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法律上一方面表现为漠视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将诸多的民事行为变为执行国家计划或行政命令的手段，以国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替代企业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将行政法理解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使其失去了约束政府行政权力、规范政府行为的本意，行政法由西方国家的"控权法"变成了中国的"设权法"乃至"放权法"。如果说西方经济法从一开始产生就以弥补民商法、行政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足为己任，那么中国经济法的独立则应从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为起点，一方面承认民商法、行政法的独立地位与作用，彻底改变以经济法替代民商法、行政法的"大经济法"观念，另一方面深入研究经济法自身的发展规律，创立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使经济法在中国逐步走向成熟。那么，应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呢?
（一）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至上、国家中心、国家意志决定一切、国家统筹一切的国家本位观念，将社会看作是国家的附属物，社会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国家的干预。"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国家干预成为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
。"在这种观念下，不仅民商法无从建立，而且经济法自身也难以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竞争是市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在一般的经济状态下，唯有效率竞争，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即使在非竞争领域，也必须制定限制垄断的法律与政策，因此，保护竞争，限制垄断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前提。国家为保护竞争，促进竞争至少有三方面的任务：第一是建立明确界定的，可以进入交易和受到社会保护的产权制度；其次是制定竞争的游戏规则；再次是建立特殊产业的非竞争性运作体系，界定非竞争行业，对一些必然会产生的垄断进行限制，制定垄断的标准等等。国家这三项任务在法律上是由民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完成的：
首先竞争存在的前提是多个竞争主体的出现，竞争主体进入市场交易的前提则是具有独立的法律资格，能够享有权利，而权利总是与其主体--人(自然人、法人)分不开的，没有无主体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主体，因此，产权制度的建立、竞争规则的制定极大程度上要求建立权利本位观，要求有权利自主、企业自治、契约自由的法律基石，要求有民商法的充分发展。
其次，市场主体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的竞争又是盲目的和无序的；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都是在政府干预下的效率竞争，政府通过自身的经济行为一方面保护和促进竞争，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的限制，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这正是经济法所担当的主要任务。为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经济法必须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及长远目标出发，运用法律手段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限制市场经济主体盲目的逐利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民商法的发展，还是经济法的成熟，都是与国家本位观念相悖的，在国家本位观念下既无民商法、也无经济法。因此，中国经济法的成长首先必须改变国家本位观念，建立社会本位观。
（二）从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
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由政府领导和推动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出现了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然而，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中国经济法建设的进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自然是"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怎样才能干得更好"。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致命弱点恰恰是政府行为定位不准、操作不适度、法制不健全造成现实中的政企不分、官商不分、权钱交易现象，在法律上则表现为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权利缺如、市场监督规范薄弱，这些现象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必须尽快通过改革加以克服。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中仍起着主导性作用，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这种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一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操作原则作出科学的把握，保证其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这样的经济模式要求政府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保证其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地位，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过去的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在经济法上则表现为制定和完善各项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每一项改革，本质上都是政府行为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又是必须由政府自己来作出。所以，作为规范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在促进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中有着特殊作用，它与中国行政法共同完成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任务。首先，要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使政府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从原来的一些职能中退出来，更好、自有力地执行另外一些政府应该执行的职能。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在当"资本所有者"管企业、管生产方面做得太多，而在服务于公共领域方面却做得很不够。政府的作用主要应放在提供公共物品、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协调各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保障宏观经济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其次，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把握政府经济行为的"度"，划清政府经济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界限，规定把握宏观调控力度的原则，确立各级政府主体自身的行为对象范围和程序等。
（三）从意志性到规律性
法律虽然是意志的产物，但其首先应该体现经济运行的规律，离开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人为地依照立法者的愿望而制定出的法律，必然不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强调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经济领域中造成了违背经济规律的恶果，应使我们引以为戒。还经济法以其客观规律的本性，这是经济法的第一要义，违背经济规律的经济法规则既不正确也不能代表正义，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碰壁，因此，经济法绝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手里的武器和工具，还应当是公平和正义的体现。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下，已经出现了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经济法的发展的现象，过分强调经济法的意志性，而不承认缺乏客观性、规律性的法律是无法实施或难以发挥作用的基本事实。在一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最好的药方便是多多地制定法律，似乎经济体制改革中碰到的一切困难和阻力都可以随着某部法律的出台迎刃而解，忽视对经济法运作和实施的法律运作前提和法律运作规律以及各种相关因素的研究。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我们遗憾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是经济立法的空前繁荣，各类法律法规大爆炸，另一方面则是每一部法律都未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使老百姓感到中国的法律"无用"、"无能"。因此，必须改变经济法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命令、法律的发展只是法律规范实体内容的变化和量的扩张的观念，正确地认识国家立法的作用，研究经济法运动变化的规律，制定出真正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经济法，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并不在多而在于真正地体现客观经济规律并能切实地发挥作用。
（四）从感性到理性
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一直受到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重大影响，"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是经济立法的主要思路，在这种思路下，缺乏立法内在体系化的思考和设计，缺乏立法完整体系的基础，缺乏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下，中国经济立法一是变动性大，往往容易就一时一事作出规定，缺乏对某一社会现象全面的完整的规定；二是立法的合理性差，各部门分别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推出于己有利的法律法规，缺乏对法律运作规律和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两种现象与中国经济法发展中立法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重实践，轻研究"以及法学家的作用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密不可分。在中国并不缺少经济法，而是缺少能够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础的合理的经济法。因此，要提高中国经济法的合理性，实现经济法从感性到理性的迅速转变，必须强化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重视法学家在经济立法过程中的作用。
通过对西方国家经济法和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及特征的比较，展望中国经济法的未来，使我们看到：对中国经济法的认识和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应然设计之中，将西方国家相对完备的经济法模式照搬于中国；更不能因中国经济立法的繁荣而乐观。离开了中国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阶段，离开了中国现实的法律经济，任何关于中国经济法的构想都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说明：本文发表于《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报》1997年第6期转载。并入选司法部1996-1997年度优秀论文集--《政法论丛》。曾获得司法部1996--1997年度优秀论文奖（1998），湖北省经团联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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