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建国 ]——(2012-9-18) / 已阅5684次
施行劳动教养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认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这成为否定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从而肯定劳动教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一中法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针对原告李某某认为自己在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天后，重庆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又以劳教审（2010）字第（2010）字第4343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对其劳教一年，该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请求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诉讼理由，认为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劳动教养不属于行政处罚，故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可见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是肯定劳动教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并非就“不是行政处罚”，因为 “强制性教育改造”并不排除“处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可见我国刑事处罚也不排除“强制性教育改造”这一性质。认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
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行政处罚性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能折抵刑期。例如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规定，限制吸毒人员的人身自由，对吸毒成瘾人员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由于不具有处罚性质，因此有的吸毒人员涉嫌犯罪时，其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被强制戒毒，在被判有罪后其被强制戒毒期不能折抵刑期。
劳动教养可以折抵刑期。1981年7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就明确规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劳动教养的行为系同一行为，其被劳动教养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应以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折抵管制的刑期二日”。1990年８月６日，公安部法制司在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教问题的函》中，认为有“团伙犯罪案件中被免予起诉、免除刑罚的人员，其行为往往对社会危害较大，虽不给予刑罚处罚，但并不等于不能适用其他处罚，对其中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从而确认劳动教养是除刑罚之外的“其他处罚”。同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动教养问题的复函》中，表示“同意你司意见”，明确肯定了公安部法制司关于劳动教养是除刑罚之外的“其他处罚”的意见。如果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怎么可能折抵刑期。
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执行的。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1995年2月，国务院又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中确认：“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可见无论是国务院、公安部，或是最高人民法院，都确认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
事实上无论劳动教养是否“行政处罚”，由于其“强制性”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自2000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颁布并于同年７月１日起施行以来，有关施行劳动教养的所有法规和规章，都应当予以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更加具体。由于劳动教养“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执行的”，毫无疑问，无论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规定，显然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相悖，自2000年７月１日起，就应当予以废止。继续施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是将劳动教养的法规和规章，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显然是不正确的。
一部立法法不能奈何劳动教养制度，与一部物权法不能奈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样，反映了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对行政强权的依赖和行政权力的澎胀。滥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常常会导致公民的财产权利被侵犯，而滥用劳动教养决定权，则常常会导致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被侵犯。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违反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其危害不容忽视，值得我们深思。
杨建国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