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聂树斌再审改判无罪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事件，其后续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也是衡量我国人权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的标志性案件。人民法院与赔偿请求人在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及聂树斌母亲生活费等方面依法定标准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协商确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体现了国家对此类情况下受害人亲属的诚意，对其相关权利的全力维护和保障。在重大有影响的国家赔偿案件处理过程中，让赔偿请求人充分表达赔偿意愿，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全面保障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案例提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的首例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件，确立了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确有错误造成申请执行人损害，因被执行人没有清偿能力且不可能再有清偿能力而终结本次执行的案件，不影响申请执行人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裁判规则。

　　【基本案情】

　　在益阳公司诉辽宁省丹东市轮胎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丹东轮胎厂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执行过程中，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2016年3月1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民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自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该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被以益阳公司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为由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益阳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3月22日决定提审。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阳公司的债权未获任何清偿，该行为侵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错误执行行为。同时，在人民法院执行案件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遭受无法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益阳公司300万元，随后益阳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民事案件的执行，由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民事案件执行终结。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于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推诿、不回避，敢于承担责任，用典型案例的形式对于如何理解和区分“执行程序终结”“终结本次执行”，以及在执行程序、国家赔偿程序之间如何有机衔接，如何有效地保护和规范赔偿请求人的求偿权利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本案对于全国法院进一步提升国家赔偿审判工作质效，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障，倒逼和规范执行行为，起到助推和促进的作用。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被确定为第116号指导性案例。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刘守成申请重庆市忠县

人民检察院违法刑事拘留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刑事侦查机关以询问证人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后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应视为违法刑事拘留，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违法刑事拘留赔偿期间自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基本案情】

　　重庆市忠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他案过程中，发现刘守成有涉嫌收受贿赂的线索，于2016年5月以办案需要接触初查对象为由，连续三日在该院办案区对刘守成进行询问，时间均为晚上23时许持续至第二天9时许，白天则送其至他处接受监察部门组织谈话。同月13日，忠县人民检察院以刘守成涉嫌犯受贿罪为由立案侦查，并决定刑事拘留，报请逮捕。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同月26日以无逮捕必要为由，作出不予逮捕的决定。同月27日，忠县人民检察院对刘守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8年2月8日，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决定对刘守成不起诉。随后，刘守成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询问刘守成的同步录音录像，忠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连续三个晚上均有近10小时的询问，从询问时间、询问场所、被询问人所坐位置、询问方式以及未保证必要休息时间等综合判断，明显与对待证人的做法不同。故依法认定忠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以传唤证人调查为名，实际为变相违法拘禁限制刘守成的人身自由。对于变相拘禁等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从实质结果上看，应视为违法刑事拘留，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决定由忠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刘守成人身自由赔偿金5125.32元。

　　【典型意义】

　　刑事侦查机关以询问证人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偶有发生。从国家赔偿司法实务角度考量，以询问证人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具备刑事拘留关于“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本质特点。且变相拘禁发生的时间往往在刑事立案之前，因而该行为更具有程序违法性以及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将该情形认定为违法刑事拘留，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既具有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也能够将正式刑事侦查立案前的变相拘禁行为和立案后的刑事强制措施视为一个整体，倒逼刑事侦查机关严格依法开展刑事侦查活动，进一步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权保障水平。

　　（案例提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王振宏申请河北省秦皇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无罪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因法律的修改致赔偿请求人被宣告无罪，赔偿义务机关依据修改前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追诉并采取羁押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法律修改后继续对赔偿请求人限制人身自由则丧失法律依据，赔偿义务机关应对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王振宏因涉嫌抽逃出资于2011年7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批准逮捕，2014年9月12日被取保候审。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判决王振宏犯抽逃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王振宏不服上诉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判决，认为法律规定发生变化，自2014年3月1日起，王振宏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已不属于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的规定，判决王振宏无罪。王振宏据此于2015年3月25日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王振宏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王振宏抽逃出资案二审期间，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作出修改，由原来的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导致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抽逃出资罪的含义发生变化，故二审法院认为王振宏的行为不再构成抽逃出资罪，并改判其无罪。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此前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抽逃出资行为进行追诉并对行为人采取羁押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对此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于2014年4月24日发布和实施，但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修改公司法的决定时已经为有关法律规定的实施预留了时间，故对于因公司法修改而不再符合抽逃出资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人继续羁押的，已经丧失法律依据，属于错误羁押侵犯人身自由的情形。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施行后，继续对王振宏羁押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已属违法，赔偿义务机关应对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遂决定，赔偿王振宏人身自由赔偿金55809.0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由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王振宏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就因法律的修改致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是否应予国家赔偿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而无罪羁押赔偿原则是国家赔偿法确定的刑事赔偿的原则，因相关法律的修改导致赔偿请求人被宣告无罪，应区分对赔偿请求人进行追诉并采取羁押措施所依据的法律适用情形。法律修改前，因法律规定赔偿请求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对其羁押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修改后，赔偿请求人的行为依法已不构成犯罪，仍对赔偿请求人采取羁押措施，构成非法羁押，赔偿义务机关应予以赔偿。本案的审理结果，对于今后同类案件处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案例提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黄凤亿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

违法使用武器致伤国家赔偿案

　　【入选理由】

　　赔偿请求人因人身损害致残获得国家赔偿，在残疾赔偿金等费用的给付年限或者期限届满后，再次提起国家赔偿申请的应否予以支持，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均无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此类请求难以获得支持。本案通过精细的法律分析，在认可赔偿请求人再次申请的同时，对再次赔偿的请求在法律限度内给予最大程度的积极回应。

　　【基本案情】

　　199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民警违法使用武器，开枪击中黄凤亿并致其终身残疾，经鉴定为一级残疾。199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由平果县公安局赔偿黄凤亿残疾赔偿金等各种费用近30万元。其中残疾赔偿金按二十年给付年限计算。该决定生效后平果县公安局已全部履行完毕。二十年后的2018年，黄凤亿再次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平果县公安局支付残疾赔偿金以及护理费、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50余万元。平果县公安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决定不予受理黄凤亿的申请。百色市公安局复议后维持。黄凤亿仍不服，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了黄凤亿再次提出的赔偿请求，并作出（2018）桂10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的规定，赔偿请求人黄凤亿就同一损害事实再次申请残疾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但黄凤亿二十年后仍生存，且其损害后果持续至今，应视为新的损害发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护理期限应当计算至公民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公民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十年”和第十五条第一款“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赔偿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应予支付其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遂决定在撤销平果县公安局不予受理决定和百色市公安局刑事复议决定的同时，责令平果县公安局继续支付黄凤亿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9万余元，驳回黄凤亿提出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

　　【典型意义】

　　赔偿请求人在得到国家赔偿后再次申请国家赔偿，审判实务中多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本案中，人民法院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基于事理情理提出了新的法律观点，认为残疾赔偿金等赔偿项目的给付年限或者期限过后，申请人继续发生的损害，相对于原赔偿决定指向的损害而言属于新的损害，申请人就此提出的赔偿请求与原赔偿请求并非一事，故“一事不再理”不宜作为否定再次请求赔偿的理由。关于再次请求国家赔偿如何处理的问题，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该案参照了侵权法及相关规定的立法精神，对给付年限届满后继续发生的必要支出包括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给予赔偿。但因为国家赔偿法对残疾赔偿金设定最高二十年上限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不得突破，故对赔偿请求人再次主张残疾赔偿金的请求未予支持。本案的审理，创造性运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打破不合理惯例的束缚，精准诠释了“当赔则赔”“把好事办好”国家赔偿审判新理念，表明了人民法院努力打通国家责任制度堵点，畅通国家赔偿渠道的鲜明态度，揭示了新时期国家赔偿审判的新要求：既要能动司法，把法律裁量空间和判断余地转化为权利保障红利，又要守住法律底线。

　　（案例提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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